如果小振和能够长大，他就可以仔细看看自己居住的这座美丽的湖南小城：晴朗时湛蓝的天空，宽阔的银色江面，以及家门口修路时翻出的湿漉漉的红色泥土。

也许，他还能通过镜子，看看自己逐渐成熟的脸庞，包括那双“和哥哥一模一样”的、水灵灵的大眼睛。

可他已经没有机会了。2010年1月18日，这个湖南新化的婴儿，因为一种名叫“多发性肠闭锁”的疾病，在出生9天后离开人世。

他那悲伤的父亲签字捐出了儿子的角膜，希望孩子能把“没看到的东西继续看下去”。很快，其中的一只角膜，在几百公里外的武汉，被移植给了一名21岁的女孩。

这个小男孩的生命只存活了9天。但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他的眼睛还在继续看着这个世界。甚至，他的父亲会时常觉得，儿子的生命好像也被延续了下来。

小振和是带着全家人的希望来到这个世界上的。

名字是妈妈姜桂云取的。配合着大儿子“振强”的名字，这位说话慢声细气的内向母亲希望，“这个健健康康的孩子，能让我们一家子更加和和美美”。

衣服是全家人一起挑的，无论是单衣，还是针织衫、棉衣，都是鲜黄或粉红的颜色。

小床则是哥哥高振强让出来的。因为怕黑，这个瘦小的男孩子直到10岁，还一直睡在父母卧室的一张小床上。有时候，他会在熟睡时被抱回自己的房间，到了半夜，他还会爬起来溜回父母的房间。但这一次，为了把小床让出来，他和父母商量，看能不能“和奶奶睡一张床”。

在怀孕的日子里，姜桂云总会时不时幻想：这个即将出生的孩子，会不会像大儿子振强一样，有一双漂亮的大眼睛；会不会比小振强学习更认真，成绩更好；或者，会不会比小振强的身体更健康一些？

每次想到这里，她就忍不住有些发愁。自己10岁的大儿子虽然活泼好动，但看起来总是比同龄人瘦小很多。刚出生一个月时，小振强被查出患有肠梗阻，被送去长沙做了手术。尽管手术非常成功，可从那之后，小振强就一直长不高，而且细手细脚，“怎么都养不胖”。

这一回，她和丈夫高雄飞商量着，一定要“生一个健健康康的孩子”。

“至少，孩子在我肚子里特别调皮，总是像在翻跟头一样。”这位年轻的母亲总会这样安慰丈夫，“这就说明他很健康吧。”

小振和出生的那天，是2010年1月10日。在姜桂云眼里，这个摩羯座的宝宝不爱哭，看起来特别健康。

可第二天，高雄飞就发现了问题。出生一天后，小振和没有排便，而且总是不断地呕吐。想到大儿子当年的病情，高雄飞坚持，一定要给小振和做一次检查。

根据B超检查结果，新化人民医院的医生判断，小振和的肠道中有一个地方被阻塞了起来，造成消化的食物无法排出。高雄飞知道，这和大儿子当年的“肠梗阻”完全一样，他的心“咯噔”一下沉了下来。

当天下午，高雄飞带着小儿子来到长沙，准备做一次手术。出发之前，高雄飞带着孩子回到家里。这是小振和唯一一次踏进家门。

他的奶奶回忆，当时，这个刚出生两天的孩子瞪大眼睛，不断向四处看，“好像想用这一次机会，把家里的所有地方都看个清楚”。

这个只有9天的生命，并没有给家人留下太多的东西。

连照片也只有小小的一张，是高雄飞用手机拍下来的。上面的小振和有着毛茸茸的头发，不胖却依然肉嘟嘟的脸蛋，一双黑亮亮的眼睛眯起来，看着镜头笑着。

拍完这张照片，这个刚刚出生5天的孩子，就被送进了医院的手术室。

1月13日，当高雄飞把儿子送到湖南省儿童医院的时候，他觉得安心了很多。10年前，大儿子振强就在这里接受了手术。他反复安慰妻子：“不就是个手术嘛，做完孩子就没事了。”

连医生最初的判断也是乐观的。但小振和手术开始20分钟后，一名护士走出来，对高雄飞说，医生让他进去商量一下，因为“孩子现在有一点麻烦”。

在手术室里，医生告诉他，小振和的病不是肠梗阻，而是“多发性肠闭锁”。那一段小小的肠子，并不像开始预想的那样只有一小段被堵住了，而是像竹节一样，每隔一小段，就有一截被堵了起来。

这位医生告诉他，唯一的治疗方法，就是通过手术，把所有被堵起来的肠子都剪掉，把剩余的部分缝合起来，但这样的手术风险很大，即使手术成功了，孩子的肠子也只有正常人长度的1／3,反而会引发一系列的并发症，这样孩子只会“更加痛苦”。

“你希望继续手术，还是准备放弃？”在手术室晃眼的灯光下，医生问。

手术台上，小振和的脸被一块暗绿色的棉布盖住。高雄飞觉得，自己的大脑一下子“完全空白”了。

硬撑着走出手术室后，高雄飞在候诊室给妻子打电话。这个35岁的湖南汉子终于崩溃了，夫妻俩在电话两头一起痛哭起来。

但他们并没有太多时间用来悲伤，小振和还在手术台上等待着他们的决定。几句话之后，两个人决定，“让孩子少受些痛苦”。姜桂云哭着对高雄飞说：“如果让孩子那么痛苦，也许他也会恨我们的。不如现在就放弃吧。”

一个月后，回想起当时的情景，高雄飞的声音还是会立刻低哑下去：“我们本来只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有个健康的身体……但连这也只能是个愿望了。”

20分钟后，高雄飞重新回到手术室，在儿子的诊断书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儿，高雄飞的毛毛，因患有重疾无法治愈，我要求放弃对他的治疗，交由医院处理。”

手术台上，小振和还蒙着那块暗绿色的棉布，安静地睡着。刚刚发生的这一切，好像与他没有关系一样。

当高雄飞签字放弃对小振和治疗的时候，在几百公里外的武汉，21岁的周霞刚刚四处借钱，凑齐了角膜移植的手术费。这个刚刚结婚一周的年轻女孩，左眼的角膜已经严重溃烂，所有物品在她面前，几乎都只是一片“模糊的光影”。

很长的时间里，这双大眼睛一直是周霞美丽的标志。但现在，它们已经成为这个湖北姑娘灾难的来源。一开始，她只是觉得眼睛有点痒，慢慢地，她的眼球开始发红，严重的时候，她的视线也变得模糊起来。

去年5月，周霞第一次离开自己在湖北松滋市文家河村的家，坐了10个小时的长途汽车，来到武汉爱尔眼科医院。医生们发现，由于细菌感染，她的角膜已经长出了灰色的斑点，如果不及时摘除角膜并进行移植，恐怕有要摘除眼球的危险。

6月，周霞接受了手术移植。两万块的手术费是在外打工的父亲好不容易攒下的。这个三口之家全靠父亲每个月在镇上打工挣得1000块钱维持生活。周霞的母亲小时候得过脑膜炎，影响了智力发育，行动有些迟缓。

不过，因为没有合适的角膜库存，急需手术的周霞被移植的角膜，却是从一只羊的眼球上摘下来的。这只能保住她的眼球，却并不能让这只眼睛完全恢复视力。在几个月后的复查中，虽然医生们认为周霞的眼睛恢复得很好，但她左眼所能看到的，仍然只是模糊一片。

手术刚完成时，医生曾不断劝周霞再在医院观察几天，因为“卫生条件比较好”。但考虑到每天100多元的住院费，她还是很快回到了家里。在村里，一家人正在忙碌着，用村里资助的“新农村建设”的一万块钱，再四处凑凑，为这位即将结婚的女儿盖一间新房。

谁也没想到，当这间宽敞的新房盖好的时候，周霞的眼睛再一次感染了。

家里人已经说不清楚，造成她眼病复发的，到底是盖房施工的尘土，还是她帮工人做饭时飘入眼中的油烟。但可以确知的是，除了与上次相同的红肿、发痒，那片移植来的角膜也一起溃烂了。

2010年1月5日，周霞坚持按原定的时间在自己家的院子里摆了两桌酒席，举行了婚礼。两天后，当她再一次被送到武汉爱尔眼科医院时，这位还沉浸在喜悦中的新娘，左眼几乎已经“什么都看不见”了。

父亲为她凑足了手术费。但周霞并不知道，这一次，植入她眼睛的角膜不再是来自一只羊，而是来自一个远在湖南的，只有9天生命的男婴。

在放弃对小振和的治疗后，高雄飞开始打电话通知那些刚刚祝贺自己“喜得贵子”的亲戚，这个刚刚出生的儿子“治不了了”。

一个亲戚在电话里提醒高雄飞，要不要考虑一下把孩子的角膜捐出去，“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这个还沉浸在悲痛中的父亲觉得自己一下子被打动了。

“如果真的能帮到别人，那我也会觉得，我的小孩好像还活在这个世界上。”高雄飞说。他马上打通了家里的电话，并在电话里小心翼翼地问妻子，愿不愿意“做点好事”，把孩子的角膜捐出去。

31岁的姜桂云很少反驳丈夫的意见。这个温顺的妻子哭了许久，最后叹了口气：“能帮就帮吧。”

在周围人眼里，这对夫妇本来就是善良的人。在高雄飞自己的汽车修理店里，他们和几个工人的关系特别好；在高雄飞的弟弟离婚后，他们又把弟弟的孩子接到自己家，一住就是近10年。

高雄飞讲不出什么大道理，他觉得，帮助别人是一件理所应当的事情：“把小孩子能留下的东西都留下来，我也就没有什么遗憾了。”

当然，作为一位父亲，他的选择并非没有私心。高雄飞说，捐出了孩子的角膜，就会觉得“总还有些念想在这个世界”。甚至，他觉得似乎找到了一种方法，能够让小振和的生命“就这样延续下去”。

因为担心老人无法接受，他没有和父母商量。“我害怕老人家希望自己的小孩能走得完完整整，不愿意缺些什么。”高雄飞这样解释说。

不过，这时的高雄飞甚至还不知道，应该把孩子的角膜捐到哪里。直到一个在媒体工作的亲戚，帮他找到湖南爱尔眼科医院的电话。

连医院也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年幼的角膜捐赠者。刚接到高雄飞电话的时候，一个刚参加工作没多久的女孩子甚至不能确定，出生才5天的小振和，是否符合角膜的捐赠要求。不过，她反复感慨：“这真是一位伟大的父亲。”

1月15日下午，当这名眼库协调员提着印有“角膜捐赠”的资料袋，在儿童医院找到高雄飞的时候，旁边的孩子家长们都震惊了。他们纷纷围过来，一边“警惕”地看着这名协调员，一边问高雄飞：“她不会是劝你要捐孩子的角膜吧？”

“不是的，是我自己想把孩子的角膜捐出去。”高雄飞小声解释，“想看看能不能让孩子帮到别人。”周围的家长很快安静了下来。过了一会儿，有人拍了拍高雄飞的肩膀：“这是好事，好人会有好报的。”

在生命的最后几天，小振和一直躺在儿童医院一张银色小床里。他能看到的，是米黄色的天花板，镶嵌在其中的青绿色的中央空调，白色的荧光灯管，还有一位穿着粉红色衣服的护士，偶尔过来给他打针、换尿布。这大概就是他全部的记忆了。从手术室出来后，他再没有离开这间病房。他看不见病房草绿色的房门，看不见圆形的窗玻璃上印着的番茄图案，连爸爸妈妈的脸，他也再没有见过。

按照医院的规定，放弃治疗的孩子应该由家长带回家，但高雄飞不愿意这么做。“孩子带回家，可能很快就没了，要是留在医院，也许还能多活几天。”于是，他找到医院医务股的股长，苦苦哀求，终于得到允许，让孩子继续留在医院，接受“保守治疗”。

但这样一来，在儿子生前，高雄飞就再也无法见到他了。为了保证病房的卫生，他和所有的家长一起，被挡在了监护病房的外面。

他只能回到新化的家里，陪着正在坐月子的姜桂云。因为害怕影响她的身体，全家人都对此避而不谈。只有一次，小振和的爷爷在屋里转了一圈又一圈，实在忍不住了，扭头问高雄飞：“毛毛呢？”

高雄飞低下头，避开父亲的目光：“毛毛在医院里，还没回来呢。”可家里人心里都明白，他们的“毛毛”不会回来了。

只有通过当地一家媒体记者的镜头，人们才了解了小振和在病房里最后的生活。3天时间里，他总是裹着一条黄色毛毯，同病房里其他孩子一样，他有时会挥舞着手脚大哭，有时会瞪着眼睛张望四周，有时只是躺在四周都是金属护栏的病床上，安静地睡着。唯一不同的是，小振和床头没有写着病例的标签，没有人按照标签的说明，推着他到不同的病房里接受治疗，护士们也不会再把他送回母亲身边。

因为无法顺利进食，小振和很快瘦了下去，脸色也越来越黄。他睁眼哭闹的时间越来越少，多数时间只是在床上沉睡。因为身体太瘦小，一张小小的儿童病床，有大半面积空着。

1月18日下午，当这名记者走进病房时，小振和“半睁着眼睛”躺在那里。他摸了一下孩子的脸颊，发现肌肉有些僵硬。随后，护士们验证了振和的死亡，他看起来好像只是睡着了一样。

高雄飞见到小振和，则是第二天的事情。前一天下午五点多，他接到爱尔眼库工作人员的电话，说“孩子已经走了”。姜桂云哭着想见孩子最后一面，而高雄飞怕影响妻子的身体，决定还是自己一个人“偷偷地去”。第二天一早，他坐上第一班长途汽车，急急忙忙来到了长沙。儿童医院的太平间在医院旁边的一条小巷子里。高雄飞站在门前，看着卷闸门缓缓升起，迟疑了一会儿，才走了进去。

阴冷的太平间，在冬季里格外寒气逼人。小振和就躺在一个棕色的编织袋里。高雄飞抱起他，发现儿子只穿着一套白色小花的病号服。

“儿子，爸爸给你穿衣服，乖乖的啊。”这位一路奔波的父亲从随身的行李里拿出粉色的羊毛衫、橙黄色的棉衣、棉裤，一件一件给孩子穿了上去。

“这里实在太冷了，他穿得又那么单薄……”高雄飞这样解释着。他当时转过头去，抽了抽鼻子，又给孩子的身边塞进去一个粉红色的奶瓶。

这是他与儿子的最后一面。

角膜摘取的手术是在小振和离开的病床上完成的。眼库的工作人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小的角膜捐赠者。当他们把一块墨绿色的棉布盖在小振和的脸上时，本该只露出眼睛的一个拳头大小的洞，竟然将小振和小小的半个脸都露了出来。

眼库的医生们曾经担心，一个婴儿的角膜对成年人来说可能会太小。因此，小振和的角膜可能“只能应急”，没办法达到最好的治疗效果。但看到摘取下来的角膜时，他们发现，小振和眼睛黑眼球的部分特别大，角膜的大小也几乎接近了成年人的水平。一名眼库的工作人员忍不住感叹：“如果能够长大，这肯定是一个特别漂亮的孩子。”

即使见惯了生死，儿童医院的护士们也纷纷“蒙上了眼睛”，不敢看这个摘取角膜的过程。

至于取出的两片透明角膜，则被放入一个不锈钢小瓶子，并在一个盛有冰块的黄色保温桶里冷藏起来。

本来，眼库计划将角膜移植给一位哈尔滨的患者。但由于这位患者被检查出了糖尿病，无法进行手术，排在第二位的周霞就幸运地获得了接受移植的机会。

角膜移植的过程非常顺利。医生把周霞眼中的坏角膜除去，又把小振和的角膜覆盖在周霞的眼睛上，并用线紧密地缝合起来，“就好像拆掉破碎的玻璃，又重新安上一块新的一样”。

手术完成后第二天，周霞就拆去了眼睛上的绷带。眼前的景物仍然十分模糊，但医生说，如果恢复良好，她的视力会慢慢提高的。

现在，这个胖胖的女孩子已经开始期待这只角膜带给她的新生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