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也不知道出于什么目的，各大城市开始争创文明城市，据悉，广州已经争创了无数年，但年年落榜。今年的结果不知出了没有，前几天在网络上还看到大家争论，有得说又落榜了，有得说今年肯定能争上。且不去理论这么有政治色彩的“创文”活动，到底有没有什么意义，我一直认为，一个文明的国度，首先民众必须要有文明的素质，而文明素质的培养，肯定得从娃娃抓起。而如今，在这个有点说不清道不明的时代，似乎老祖宗们留下来的一切我们都想颠覆的时代，层出不穷的奇奇怪怪的舆论导向让大人们都无所适从的时代，到底什么是该向娃娃们传输的文明理念，似乎得先打个问号。今天想在这里讨论的文明，不上升到政治层面，只讨论到教育层面，而且只关注一点，向老师告状这件事，到底是文明行为，还是不文明行为呢？在我们大人的记忆中搜一搜的话，应该都会想起一些向老师告状之类的小故事吧，在漫长的求学生涯中，总或多或少会出现被告状和告状之类的事情吧。我想通过嘟嘟和他表姐这两个小朋友最近遇到的事情，来说说这个事，欢迎大家积极讨论。
有天嘟嘟小朋友放学的路上跟爸爸讲（难得一次爸爸接），今天有两个小朋友抢他的东西——先做个补充，因为嘟嘟小朋友身高体壮，有时候跟小朋友发生争执的时候，比如小朋友推他一下，他没啥感觉，而如果他反推一下，很可能那个小朋友会摔倒，这种事情之前也发生过，所以后来妈妈就跟嘟嘟商量说，以后再遇到跟小朋友起争执的事情，如果自己解决不好，最好告诉老师，让老师来协调解决，而不能通过武力的形式解决问题。其实这无形当中，就是向嘟嘟灌输了一个“告状”的思想，但因为这种具体情形，妈妈也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更好的方式。记得有本育儿书上讲过，不能教孩子一味地忍让，比如小朋友抢自己的玩具，不能因为他抢就应该给他，无论对方是什么状况。妈妈也很认同这种观念，太强势不好，但太忍让也不好，时间久了容易养成懦弱的性格。综上所述，妈妈觉得最好的方法还是先让小朋友自己协调，不成就得通过老师来解决。可是嘟嘟小朋友似乎并不太喜欢这种方式，因此，回到上面的对话。爸爸问：“那你有没有告诉老师呀？”嘟嘟竟然回答：“不能告诉老师的，告诉老师是不文明的，广州正在争创文明城市呢？”广州争创文明城市这件事情，我们从来没说过，幼儿园中班的孩子，说出这样的论调，我想肯定是老师说过类似于（这只能猜测）不能有不文明行为，广州正在争创文明城市，或者，大家都要讲文明，这样广州才能争创文明城市之类的话。无论谁做结论，谁做论点，这种教育思路难道没有问题？讲文明是为了争创文明城市，因为争创文明城市所以不能不讲文明？似乎都站不住脚。而通过嘟嘟的反应，有事告诉老师，应该也被老师认为是不好的行为吧？所以他不愿意讲？猜测，在这里，老师是不鼓励告状的。
上个周四，发生在嘟嘟的表姐身上一件类似的事情。那天放学的时候，广州下起了暴雨，事后据说是500年难遇的暴雨。当天小表姐值日，一组好似是五六个同学吧，在姥姥接她的时候，已经快5点半了（5点钟放学），值日还没做完，但是只有两个同学在，其他值日的同学已经跑了。剩下这两个同学的家长就跑进去帮忙打扫，而打扫到一半，另外一个家长和同学也走了，只剩下姥姥和小表姐两个人坚持把卫生搞完，这过程中，有个小同学被留堂在教室写作业。戏剧性的一面发生了，第二天中午，无论是没打扫卫生直接跑路的同学，还是扫到一半走了的同学，都安然无恙，坚持到最后的小表姐被老师罚重新扫地（本来中午是不用扫地的），据说，是当时留堂写作业的那个同学告的状，说家长帮忙搞卫生。对这个事情，重点不在于谁告的状，重点也不在于惩罚扫一次地，而在于老师的态度，老师有没有去真正了解一下当时的情况，有没有去核实一下人员的状况，家长帮忙固然不对，但当天的情况比较特殊，是否可以特殊对待呢？就算小表姐也是错的，在所有值日生里面，错应该是最轻的吧，那么多人犯错，为什么偏偏惩罚错误最小的那个呢？站在家长的角度，我的确百思不得其解，而且最关键的是，当天接小表姐的姥爷要去找老师理论，小表姐死活不让。是否老师曾经教导过，犯了错，挨了罚，不能有任何怨言？哪怕这个惩罚是不恰当或者错误的？都说现在是素质教育，素质何在？很明显，在这里，老师是鼓励告状的。
通过这两个截然相反的例子（当然，也可能只是个案，希望代表的不是一种趋势），一个鼓励告状，一个不鼓励告状，那么告状这件事情，到底应该怎么样看待？如今，老师们总是讲家庭教育重于学校教育（我认为合理，但也不能不让人感觉老师有推卸责任的嫌疑，这个曾经网络上也热烈讨论过），老师所给的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导向，作为家长，又如何把握怎么去引导自己的孩子？有事情到底是应该告诉老师，还是应该不告诉呢？还是让那么小的孩子，自己去判断，这件事情应该告诉老师，而那件事情不应该告诉呢？我开始有些迷茫，希望能找到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