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日，儿子突然问我：“妈妈，共产党是干什么的呢？”这让妈妈思考了片刻。晨晨现在可是好多问题要问的哦，他忽然提出这么有深度的问题，让妈妈不能不慎重思考而回答了。
晨晨的家，是党员组成的家庭。在家里，晨晨耳濡目染，也隐约懂得了中国共产党的概念。可是，也许印象仍很模糊，所以便给妈妈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妈妈慎重告诉晨：“中国共产党，是带领中国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执政党，在中国是占领导地位的无产阶级政党。”妈妈特意把“领导”二字提得响亮些，因为，在晨晨的思想里，领导就是至高无上的概念，所以，用这个词，妈妈觉得是晨能够理解的范围之内。
“哦，”晨晨应了妈妈一声，没有再追问下去，也许，他也只是似懂非懂吧。
今天，偶然在《参考消息》中看到这篇文章，题为《中国模式的普遍性与独特性》，觉得值得学习，故摘录如下：
【西班牙中国政策观察网站10月16日文章】题：北京共识：中国模式的普遍性与独特性(作者前西班牙驻华使馆商务参赞、西中企业家委员会前主席恩里克·凡胡尔)
当前的金融危机带来的后果之一可能就是被称为“北京共识”的“中国模式”的兴起，发展中国家将这一模式看作“华盛顿共识”模式的替代选择，近年来的动荡已经使“华盛顿共识”严重失信。
五大要素是成功关键
我认为，组成北京共识的有5个要素：
首先是国家资本主义。这是一种政府具有决定性影响的经济制度，通过国有企业和名义上是私人企业但与政治权力阶层关系密切的企业以及通过监管和“建议”对经济进行干预来实现。
因此，在所谓的以市场为经济活动主体的模式下，政治权力不仅限于补充和监督的角色，而是在经济中扮演“领导”的角色，确定首要任务和目标，并引导经济向着实现这些目标的方向前进。
其次是改革政策的渐进性。这是30多年前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模式最基本的特色之一。
在中国，某个特定的改革措施常常是先进行试点，先在某些部门或地区实行，然后在证实有效并进行适当调整之后，在整个经济领域执行。
第三，中国模式是对外开放、对贸易和投资开放，以及对融入国际经济开放的模式。中国改革的中心点之一就是对外开放。中国明白，必须通过对外开放来获得先进技术、现代化的管理方法、知识和资本。
第四点也是最具争议、最难分析和评价的特点之一，那就是政治体制。中国共产党仍然掌权，并将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保持无可争议的统治地位。中国已经证明了所谓“双轨论”的无效性。“双轨论”认为，经济变革最终会催生政治变革的需求，在“政治轨道”不前进的条件下是不可能实现“经济轨道”的进步的。但中国经历了深刻的经济革命，其政治体制基础却没有变化。
中国共产党在人民中间保持着广泛的合法性基础，这个合法性建立在两大因素之上。一是历史因素：共产党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政治力量，结束了外国侵略，并将中国变成了一个受到全世界尊重的大国。其次是经济因素。在改革政策下，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了生活水平的大飞跃。
最后，中国模式的第五个要素可能也是最不为人所知和最不被人提及的，但也是中国最有特点的要素之一，那就是中国面对各种形势的灵活性与适应能力，这是中国经济成功的关键之一。
独具特色难简单照搬
对很多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模式具有不容置疑的吸引力。但关键问题是，中国模式是不是可以输出的？中国模式是不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可以效仿的？
答案是中国有着一些具有决定性的特色，因此不能说中国模式是其他国家可以照搬的。这些独特性涉及一个重要领域，那就是政治权力、国家和整体公共事务管理的体制。
人们在描述中国政治体制的时候往往过于简单化。但中国的政治体制有一些民族特点，是扎根于国家传统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不能被肤浅地理解为与中国历史和传统的彻底决裂，而是一种特殊的融合。
在这方面，中国共产党按照儒家思想来划分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根据儒家思想，政府应该由正义的、有着高尚道德修养、堪当社会楷模、经过必要培养的人来领导。他们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而执政的少数人。中国是世界上最先实现文官制度的国家之一。可以认为，为社会服务的政治体制应该是其保持持续性的关键原因之一。
正因为这种儒家文化与列宁主义的融合，很多学者将中国的共产党政权定义为儒家—列宁主义政权，而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权。对儒家—列宁主义概念研究最为透彻的学者之一、美国著名汉学家白鲁恂说：“在中国、朝鲜和越南取得胜利的列宁主义模式带有东亚儒家文化的烙印。”他说：“与朝鲜和越南一样，中国在接纳共产主义时没有放弃儒家遗产的精华。”
总而言之，中国的政治体制具有深刻的中国特色。30年来的改革进程与政治领导人所扮演的角色密切相关，邓小平是改革政策的主要设计者和推动者。不能抛开对政治领导人所起作用的理解来看待中国的演变过程。政治领导人的地位是几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传统，也是中国的特色。因此，中国模式是很难“输出”的。
（新华国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