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天过去了，父亲高向增还没从这场变故中缓过神来。身心交瘁的他，时常感觉女儿高琦就在身边某个看不见的地方。晚上怎么也睡不着，仿佛4岁的女儿就趴在耳边，一声一声叫爸爸。“我感觉跟她从来没有这么亲近过。”说到这里，眼泪又掉下来了。
生于1986年的高向增看起来比他的实际年龄要成熟得多。结婚生子以后，这个年轻人才感觉自己真正长大了。当他11月17号从上海连夜赶回，女儿已与自己阴阳相隔，家中二位老人因伤心过度病倒。夫妻二人常年在上海打工，孩子被爷爷奶奶拉扯大，感情极深。“虽然他们嘴上不说，我能体会到他们的心情，觉得没有帮我们照顾好孩子。”
这个月28号就是琦琦四周岁生日，虽然孩子已经不在，夫妻二人还是到镇上买了蛋糕和糖果，准备给孩子过生日。蛋糕上面写着一行字：宝贝，生日快乐，爸妈永远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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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向增和妻子都是正宁县人，在上海相识相恋，2007年回老家结婚。自己在孩子刚出生十几天后就离开了，而妻子也是在孩子刚满100天左右时离开。高向增说，在南方待的时间长了，忘记西北农村灰土大，去年夏天回家看到灰头土脸的女儿，顿时一阵心酸涌上心头。回头想来，高向增觉得自己两头愧疚：对女儿，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责任；对父母，没有尽到做儿子的责任。
让高向增最为介怀的是，因为和孩子相处时间太少，孩子跟父母并不亲近，电话中从来没叫过他爸爸。直到临走之时，孩子也没开口。但奶奶说，孩子平日在家经常拿一个玩具电话自言自语，叫爸爸妈妈。夫妻俩听到这些，潸然泪下。
女儿生得乖巧，外表像爸爸，性格像妈妈。去年国庆节，夫妻俩把孩子接到上海。一家人享受了一段难得的天伦之乐。“有时候我扫地，她就帮着拿扫帚”。最初，他们想让孩子就读上海的幼儿园，但因为还不满四岁，私立托儿所每个月一千多块的费用他们根本负担不起。而公立幼儿园的各项政策限制，外地孩子也无法享受，所以只好又把孩子送回来。
琦琦爷爷奶奶都没什么文化，妈妈主张把孩子送到幼儿园，提早接受教育，孩子这个年龄段学东西快，不去怕耽误了。“小博士”幼儿园是榆林子镇唯一的幼儿园，妈妈今年中秋节回来时，亲自带着琦琦到镇上这所幼儿园报了名。三个多月来，女儿很喜欢上学，每次听到校车来都很高兴，吵着我要上学，我要上学。
夫妻俩很高兴，特意在上海超市里买了不错的书包寄回来。因为不在老家，夫妻俩只知道孩子上幼儿园有校车接送，但校车这么拥挤，父母没有说起，他俩也不知道。但高向增也说，农村的条件就是这样，那么多孩子，即使校车拥挤，也没有更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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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宁是传统的农业县，农民以种粮为主，也种植些烟草、苹果等经济作物营生，一年下来收入有限，对年轻人没有吸引力。高向增2003到上海打工，做过舞美搭台、学过拉面，现在上海地铁公司后勤单位做饭，每天坐一个多小时的公车上班，虽然忙碌，拿的是上海市的最低工资，但是包吃包住，收入还算稳定，并不觉得辛苦，觉得这样反而很好。打工在外七八年，高向增每次回家时间都很短，见到老家很多乡亲，脸熟却叫不上名字。
他坦言，自己还是喜欢大城市，不管怎样，在外打拼这么多年，已经习惯了。无论在外面吃过多少苦，都没想过回家，也回不来。他们已经不会种地，也吃不起种地的苦。
高向增说，之所以去上海打工，和先在上海的大哥有很大关系。大哥只比高向增大两岁，但是能干、独立，已经在上海买房结婚，孩子也送进了当地幼儿园。高向增说，哥哥是我的榜样，也是我的压力。
因为春运人多，买票困难，花费也多，弟兄三人春节时基本都在外地过年，只剩下老人在家。一家人就这样，各处一方，彼此都觉得亏欠。今年春节，他们原本约好一起回家和父母过个团圆年，没想到又天生变故。
高向增暂时不打算回上海上班了，他打算带妻子四处去走走，散散心，借此抚平丧女之痛。他说，全家平安，过年好好团聚，比什么都好。
＞＞记者手记
悲情于家咀
从正宁县城往西南方向不到20公里，就是“11-16”校车事故发生地榆林子镇。
镇上再往西，大概10分钟车程，就到了于家咀村。于家咀是榆林子镇14个行政村中伤亡最重的村。
据官方通报的遇难名单统计，19名遇难的孩子中有10名来自于家咀。
他们是：贺淑童、高玉杰、魏海东、武博义、高复康、武永杰、武怡彤、高琦、左向阳、高佩佩。
年龄都在三岁到六岁之间。
从11月17日正宁县人民医院公布的名单看，12名受伤孩子全部分布在于家咀。3人“腹痛待查”，9人不同程度脑震荡、头部外伤、实质脏器破裂和颅底骨折。
我们没能拿到于家咀全部受伤孩子数据。但仅在第四组，我们就了解到5个孩子受伤，另有1个已经遇难。
第一次去于家咀，我们在村口问一户村民，试图找到一个遇难孩子的家。这位村民走到院坝里，抬手往四周一指，说这都是。
每次采访对家长来说都是折磨，一位孩家长终于不愿再说：人都死了，采访有什么用？
“没办法”，这是我听到最多的回答。跟幼儿园反映过校车超载，不起作用，没办法；能赔偿多少就是多少，政府定的，还是没办法。
——总之，现实就是这样，没办法。
那些从外面打工赶回来的年轻父母，向往着城市里更高质量的生活，但在千里之外贫瘠的乡间，一家老小依然是心头沉重的牵绊。
与父辈不同，在城市里生活多年的他们更有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对不公平更敏感，也因为如此，他们也更知现实残酷。
遇难孩子高琦琦的父亲高向增，对事故善后的一些做法都颇有微词，但又不敢闹僵，“闹也闹不过，而且父母还要在家里生活。虽然生活在城市，我终究还是个农民，我能改变了什么？”
他恨自己给女儿的时间太少，恨没能常回家尽孝。无论是面对年迈的父母，还是已经去世的孩子的照片，他感到的都是愧疚。
这位25岁的年轻人，以一纸初中文凭在上海打拼8年，如今总算安定。现在，他是丈夫、是父亲，是儿子。吃过的苦头都换了一身沧桑。
11月20日，幼儿家长们已经在泪水中度过第四天，大部分人已接受43.6万的赔偿。事实上，他们并没有多少讨价还价的能力。
家长们能做的，就是在赔偿协议书上签字，然后在村干部的陪同下，从殡仪馆领回孩子早已冰冷的遗体。
灵车在夜色中频繁开进村庄，于家咀被一轮一轮的悲伤席卷。
按照当地习俗，大部分孩子将在简单包裹之后，于当晚埋进荒野，不会有一具属于自己的棺木。
夜色降临，黑夜一点点将大地拥抱，此时的于家咀风声呜咽，泪水全无。
在一波一波赶来的记者面前，于家咀的人们早已将眼泪哭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