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要不要强制婚检，争议一直不断。反对者说，取消强制婚检尊重了个体的自由。支持者则认为，婚检不但是个体的一项权利，同时也是一项义务，它承担着提高人口素质的重任，因而婚检还关系到下一代，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理应强制。

　　说婚检关系到公共利益，并不是有意放大，只要看一下取消强制婚检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就会发现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2003年，在“婚检是公民个人私权，政府不应强制干预”的呼声中，新的《婚姻登记条例》取消了强制婚检制度。这之后，个人的权利得到尊重了，然而，随之而来的问题却不断显现，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各地婚检率急速下降，导致的最明显后果就是新生儿缺陷发生率的上升。

　　比如在广州，尽管2007年实施免费婚检，但没了强制的约束，当年全市婚检率仅为12.86%，而新生儿出生缺陷发生率则上升为126.25/万人，2008年则上升到153.98/万人。卫生部妇幼保健与社区卫生司司长秦怀金去年在接受采访时就表示，出生缺陷率上升与自愿婚检有关。

　　当初取消强制婚检，主要是缘于当时的婚检多流于形式，几乎沦为一些部门借机收费的工具。但是这并不能作为取消强制婚检的理由。婚检作为一项法定义务，利国利民，当其异化为部门敛财工具时，有关部门当反思为何会出现这种状况，而不是将其“一棍子打死”。有问题了不去解决问题，只是通过取消婚检的途径来消灭问题，这种因噎废食的做法，无疑为新生儿出生缺陷开了“绿灯”。

　　其实，在黑龙江等地，已经部分地恢复了强制婚检。这其实也给了广州一个启示：作为一个新生儿出生缺陷高发城市，广州不妨在恢复强制婚检上先行一步。而且恢复强制婚检并不是没有法律依据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母婴保健法》，没有对强制婚检作出任何更改或废除的规定。因而，广州恢复强制婚检，在法律上也说得过去。

　当然，要想让强制婚检不让人反感，在费用和程序上都要有所考虑。广州之前已经针对户籍人口实施免费婚检，现在虽然扩大到了常住人口，但这笔费用也应由公共财政埋单，或者将其纳入社保，让强制变成自愿。同时在程序操作上也要简单化、便民化，最好能以“一站式”服务，免除婚检者奔波于不同部门之苦。总之，强制婚检不能是对从前的简单恢复，而要赋予更多人性化。

　　此外，强制婚检的一波三折还让我们反思：该如何保证一部良法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法律在实施中需要不断修改和完善，但不能因为一些不同的意见就朝令夕改，折腾老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