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兴浩的“二胎指标转让”论有其划时代“进步”意义。

　　其一，他说出了一个严酷的现实，即虽然国家加大了对“三农”的支持力度，但仍有许多农村家庭依然过着较为贫困的生活，一方面没有多少经济来源，另一方面因病致贫、因读大学致贫的现象屡见不鲜。他连续陈述了三个事实，一穷，二看病难，三上学难，虽然属于老生常谈，但作为一个委员来讲，能在两会上用这种提案方式指明问题，实属不易。

　　其二，他间接陈述了另一个事实，高学历者、富裕阶层、公务员人群在当今社会普遍有着较高的社会地位和较好的经济条件，这些可以保证新生人口具备基本的教育条件和良好的成长环境。换句话说就是，官富才是社会第一资源，而农民不属于“人力资源”，穷人不属于“人力资源”，所有官富及高学历者之外的人，均属于可有可无之“资源”，这当然也是一个社会理念的“进步”。

　　其三，他替富人商人官员指明了一条他人计生我不计生的光明道路，并且道出了计生对于富人官员阶层的损害，赴港生子、假离婚、流动搬家等诸多社会现象，说明富人官员公务员做超生游击队也不容易。这种状况需要从根本的予以改变，因此，李兴浩的为官富呼的道义感紧迫感扯淡感值得推崇。

　　其四，在李兴浩建议内容第3条第④款中指出：在双方自愿的情况下，转赠指标农民夫妇如果愿意到城市落户，则需为其在申请指标者所在城市购买35平方米的保障房，但转赠指标夫妇在农村的所有土地的使用权则归申请指标者，国家如果征收转赠指标者的农村土地，应无条件同意，相关补偿收入归申请指标者所有。这一条是所有建议内容、理由陈述中最关键的一条。李兴浩的意思是既剥夺了农民、穷人生孩子的权利，又剥夺了农民之土地所有权利，最后剥夺了农民当农民的权利，最后只剩下了35平米保障房。这种彻底的“损穷”，差不多就是一种“断子绝孙”式的献策。而这种理念，对于富人官员公务员来说，当然是一种巨大的“进步”了。

　　其五，李兴浩在其建议理由之第4条中又为入城农民指明了特种就业道路：农民进入城市入户定居，可分担城市的某些特种工作。农民自愿到城市入户定居，可参与城市保安、家政等一些特种工作，他们就业、择业更方便、更有保障，也可让用人单位或家庭更放心。看看吧，为什么说“更放心”呢？农民有了城市保障房，算半个城市人了，因此说用人单位用起来放心，不必如同防贼一样防着农民工了。给人当保姆，也因为有了城市户口而可以放心了，如此以来，岂不是两全其美？

　　其六：李兴浩表示，这个建议还可以对人类基因的提升和地区的差异进行有效调节，对今后我们国家和谐社会建设有很大的贡献。看看李兴浩的言论，果真妙语连珠，连“基因”提升都想到了，这与封建时代“龙生龙凤生凤”以及世袭制度如出一辙，因此这是一种遗传学的“进步”。并且，李兴浩让转让指标进城农民靠给人当保姆而活着，将来这些农民的孩子仍然上不起学，那就继续给富人官员公务员的儿子当跑堂保安保姆，子子孙孙为保姆，李兴浩为子孙都想好了，当然更其难能可贵。

　　综上所述，李兴浩的“二胎指标转让”理论，至少是所有提案中最具有划时代意义且“最牛”之提案。

　　然而李兴浩的经历又告诉人们，1972年高中毕业后在家务农，不知道李兴浩通过何种“基因提升”，将自己“基因”成一个富人的？如果早一点实施了这种“二胎指标转让”给官员富人的政策，李兴浩会不会成为“二胎指标转让”的“牺牲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