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媒体高管变身专职妈妈，太厉害了）
2014-03-28 -来源于网络

自从有了孩子，屈颖妍就辞掉香港《壹周刊》副总编的职务，当了全职妈妈。她怎么也没想到，对付3个孩子，比办好一本杂志要难得多。

她说，一到下午4点放学，她就和全香港的母亲一起，变成了“怪兽家长”，不过有的是大恐龙，有的是小恐龙罢了。
她眼里，香港的教育就是一场“人肉宴”，人人都想避席，却人人都要出席；人肉没人想吃，但人人都要吃，一口一口，由苦舌涩脸吃到成为习惯。屈颖妍说，觉得自己就是鲁迅笔下那个吃孩子的女人，伤口在冒血的就是自己的女儿们。
于是，她花半年时间写了《怪兽家长》一书。谁知数月就在香港再版了6次。如今这个对付三囡囡的“超人师奶”成了大名人，在全港各学校举办了几十场讲座。
香港也掀起一股反思“怪兽家长”的热潮。很多家长拿着这本书，照镜子般对照自己的行为，问“我今天是怪兽吗？”
“妈妈，为什么你不笑？”
屈颖妍说自己并不是一夜间“头上长角”成怪兽的。
在大女儿上幼儿园阶段，她一直很快乐。她帮女儿选的是一家放羊式教育的幼儿园，母女都满意。当时有朋友警告她：“你惨了，这家幼儿园的孩子出来，是不识字的。”而朋友的5岁小孩已经会写“警察”了。
大女儿上小学一年级，她才意识到问题很严重。一年级的课堂，老师不讲乘法口诀，直接布置乘法作业。老师问：“谁不会背乘法口诀表？”只有她女儿和一个男孩举手。原来绝大多数同学都已经在幼儿园或者课外补习班学过口诀表了。
在香港，补习班非常普遍，几乎每个孩子都在上。曾有机构做过调查，香港孩子放学后最高补习记录为5个小时。现在连幼儿园的3岁娃娃都上补习班。因为香港的幼儿园只上半天课，很多家长就报两个幼儿园，早上一所，下午一所，一所学普通话，另一所学英文。前一所幼儿园12点才放学，后一所下午1点就上学了。一些家长天天接送，小孩在车里换校服，吃东西。
“香港家长最害怕的不是孩子去援交，去吸毒，而是孩子有空闲。”有家长说。
港人把这种现象称作“催谷”，催着稻谷早早成熟的意思。
屈颖妍还惊讶地发现，身边的港妈港爹，在港孩上小学前，就打响了“持久战”、“货币战”。香港的很多小学是名牌中学的直属小学。有的家长不惜斥资数百万港元在名校附近置业；有的家长作好“两手准备”，报读多所小学，作为孩子未能电脑派位入心仪学校时最后的安全网。还有很多人为了孩子上名校，帮孩子报假地址，做假材料，他们一边教孩子要诚实，一边教孩子说谎应付学校的核查。“现在香港很流行这个，为了择校，不择手段。”
上小学如此，小升初更如此。甚至有的家长动了苦肉计、苦情戏。
一个父亲想女儿进某所名校，但女儿考不上。他四处打听，发现早几年有一个办法是行得通的，就是每天早上家长带着小孩站在学校门口，像秋菊打官司一样。他听说之前有家长连续这样站了两个礼拜，校长就忍不住站出来说，“好吧好吧，收你了！”
这家人就商量到底是爸爸还是妈妈带着孩子去好，最后觉得男人带着女儿场面更可怜，决定让爸爸去。他还跟屈颖妍说：“你不要把我的故事写出来，不然人人都学我，这招就没用了。”这个男人是一家报社的高管，统领一干人马，可他还是要带着女儿站在那里。
浸在“催谷”的潮流中，屈颖妍发现自己也慢慢变成了“疯婆子”。她感慨，带孩子，你的付出和收获是不成正比的。你很努力地叫她，把作业做好啦，她还是鬼画符；你努力了半小时，她还是只写出一个字——真的比上班还惨。直到有一天，她忍无可忍把大女儿的书包从三楼扔下去。
为了学业，亲子关系越来越差。有一次大女儿问：“妈妈，为什么你不笑的？”屈颖妍突然醒悟，原来自己真的不会笑了。
她成了“怪兽家长”。
 
她这才开始有系统地做研究，听很多讲座，看很多书，探讨为什么香港的小朋友没了童年，为什么只要你做了家长，就一定变怪兽。她还打算去读教育学位，她发现“家长教育”其实是一门课，还是硕士课程。
在不久前的一次讲座上，她问家长们：你最经常对孩子说的一句话是什么？
台下很多家长说：“快点快点！快点吃饭，快点做作业！”
美国《读者文摘》曾做过一次调查，访问了亚洲8个地区，3000个14～18岁的孩子，对父母的评价。结果香港父母的得分排名倒数第二，失分的最重要原因是“父母没有时间与孩子沟通”。
屈颖妍说，香港家长常常只会这样与孩子对话。女儿说：“乌龟死了……”家长说：“你做作业了吗？”一位中学校长无奈地说，其实少当几分钟的怪兽没那么难，至少你可以把孩子的话有耐心地重复一遍：“哦，乌龟死了……你做作业了吗？”
 
当今最难教的，是家长，不是学生
在调查中，屈颖妍发现老师越来越难当了。很多老师感慨：当今最难教的，是家长，不是学生。家长认为只要付了钱，全世界都要迁就自己。
有个体育老师称，现在的孩子都不愿意“坐在地上”，球场也好，礼堂也好，户外大草坪也好，你一声令下“原地坐下”，十有八九都没反应，孩子们慢慢腾腾、不情不愿，有的找废纸，有的分纸巾，小心翼翼地垫着屁股，勉勉强强地坐下来，就像怕沾狗屎一样。
“都是少爷和小公主，当妈的教他们，地上脏，千万坐不得！”老师没好气地说。
跟动物接触完要洗手，固然是应有的清洁态度，但凡事都在第一时间想到“干不干净”这个问题上去，也是香港家长的普遍育儿准则。摸完一只狗或是一只兔子，父母总是在耳边“洗手、洗手”地呢喃催促，只会混淆孩子的视听：我刚才是不是摸了一堆粪？还是一团细菌？
在老师们眼里，自己的职责越来越像保姆。有孩子绊倒了，流血了，家长可能会在第一时间找个律师告学校：“学校没有做好保护措施，墙体没有包软垫，要赔偿！”
有一次，屈颖妍到幼儿园接孩子，老师煞有介事地说，孩子大腿上被蚊子叮了两口，怕孩子药物过敏，没有涂药，但手上这个蚊肿，是早上来校之前就有的。屈颖妍惊讶极了，3个蚊子包，都要分清责任，显然，此类问题以前有家长投诉过。屈颖妍感慨，原来老师在教学以外，还要替每个孩子看好每一寸肌肤。
一个学生没有完成作业，放学后老师把他留在学校里做作业，结果家长却跑去教育管理局，投诉那个老师对小孩进行“人身禁锢”。
“现在的家长给孩子营造的成长氛围，太多漂白水了，无论是身体还是思想。”屈颖妍叹气。
她还指出香港出现“非典一代”的教育问题。在“非典”时期，一些婴幼儿因为成长在家长过度保护的环境里，沙滩没去过，到公园能免则免，没消过毒的东西不能碰，家长只差替孩子们呼吸了……于是，孩子对世界的感觉近乎于零。
磕磕绊绊的学步日子里不易察觉出端倪，随着年龄渐长，问题开始显现。不会走平衡木，不能攀爬，荡不了秋千……父母一直认为是娇生惯养下的相关行为而已，直至幼儿园老师提议他们带孩子看医生，才惊觉孩子患上了“感觉统合失调症”，是中枢神经系统的障碍。后来发现，原来“非典”这年出生的很多香港孩子都患此症，有不同程度的行为病征。
屈颖妍说，瘟疫时期对初生婴孩的过度保护，竟诱发出另一种“行为瘟疫”来，这该是大家在喷洒消毒药水时始料不及的。
在她眼里，家长过度保护孩子的例子比比皆是。大街上，有的是5个大人带一个孩子出游，这样的盛况“像古代皇帝出巡，就差一辆马车几头象了”。
 
她还发现，家长们带孩子出门，总伴着超大的背包，各种准备一应俱全。甚至会有一把小剪刀，专用来剪肉剪菜。在妈妈们眼里，菜太长哽喉，肉太大窒息。小孩的乳牙，于是成了多余的，像盲肠。9岁的女孩还在吃剪碎的食物，这样的孩子，到了乳牙甩掉的年龄，牙还没发挥作用。
近年医生发现，这股剪食物潮的后遗症，就是港孩的颚骨发育比外国孩子慢，大牙的牙床比同龄外国孩子细小。
屈颖妍说，对于孩子，我们从来都是“舍不得”的，舍不得他们跌倒，舍不得他们受伤，舍不得他们失败，事事为孩子强出头。“每一步，我们都功利地计算周详。”在“金钟罩”下，我们圈养出了一个个没痂没疤的完璧孩子，也孕育出了一群群张牙舞爪的“怪兽家长”。
如今，香港社会已发现“港孩”问题越来越严重，大伙又一窝蜂地去找出路。民间办起各种“自理能力班”，花1000元学扣钮扣、穿衣服、绑鞋带、洗碗……甚至有人嘲笑，如果上课环境许可，还要教冲凉洗头，七八岁不会洗澡的孩子大有人在。
家长戏称，香港的孩子，“吃苦是要给钱的！”
最近，香港又兴起一些“兴趣班”，200元港币一堂课，帮着教孩子用简单电器，如电饭煲、电磁炉、微波炉、榨汁机之类的，还“加送”教授最基本的淘米煮饭和烧水。总之，孩子的一切都可以在各种补习班里“学会”。
有人形容“港孩”的特征为：自理能力低、EQ低、抗逆能力低。
“热门美剧《迷失(LOST)》如果放到香港来拍，两集就拍完了。”做讲座时，屈颖妍说，“第一集大家掉下飞机；第二集人人死光光。”现场一群小学家长，大多笑不出来。
 
一屋子证书，却没有一张是学做人的
在香港，对一个初来乍到者而言，寻找没有任何外形特征的“怪兽家长”并不难，只要下午4点准时出现在各学校门口，就能“一网打尽”了。
在屈颖妍眼里，校门前是个“是非地”，一切流言蜚语都在那里展开、蔓延。10来分钟里，等待孩子放学不是重点，互相打探成绩才是关键。
“你女儿这次考了第几？”
“第12名。”
“不是吧？你没有同她温习吗？你怎么做人家妈妈的……”
“你女儿星期六有没有学剑桥英语？”
“没有。”
“语法班呢？”
“没有。”
“奥数？”
“都没有，那她都学什么了？你怎么做人家妈妈的……”
在校门前等放学，屈颖妍听得最多的就是这句评语：“你怎么做人家妈妈的！”
正是在这样的“怪兽角斗场”，屈颖妍渐渐明白家长过度保护孩子的背后，其实是在保护证书，保护分数，保护孩子的所谓“竞争力”。
她断言，如果大学学位能用子女童年的眼泪换回来，香港家长绝对趋之若鹜。就像导演张坚庭所说：香港一幢大厦，大抵有八成家长是虎妈。
香港有整套法律来对抗虐待儿童的行为，“打打手板也要被拉去坐牢”是许多家长挂在嘴边的话。但在屈颖妍看来，香港的孩子从背起书包去学习的那一刻起，就一直承受精神虐待。小学生像棵圣诞树一样，身上挂满各种培训课的书包，每天超过10个小时地不停学习。
香港教育评议会副主席、香港风采中学副校长何汉权曾说，在香港，大学本科(政府资助的大学)的入学率只有18%，精英教育一直是香港教育的主导。“精英教育一天不死，怪兽家长一日不灭。天下父母心，个个都有怪兽的脚印。”
在专家眼里，这些虎妈栽培孩子的“铁人计划”，培养了孩子的争胜心、必胜心，有时渐渐忘了一些胜负以外的心灵教导。接受“铁人计划”培训的孩子，看似样样懂，但原本最基本的生活和快乐的能力反而不懂。
在屈颖妍这个老记者看来，家长们该保护的不保护，不需要保护的却护得严严实实。
她举例子：一个老师强调上课一定要带琴谱，讲了许多次，仍有人当耳边风，于是老师规定，以后没带琴谱的不用上课，会立刻被赶走。有学生继续如是，老师唯有信守诺言，把他赶走。谁知道学生家长却跑来理论、投诉、大发脾气：“我付足了学费，你有什么权力赶我的孩子走？”
这个老师说，其实，那些父母应该多谢我才对，我们教琴之外也帮你教孩子啊，“可惜他们都不领情”。
屈颖妍感叹，这一代的孩子，懂得的技能很多，琴、棋、书、画、跆拳道、游泳……样样皆能，一屋子证书，却没有一张是学做人的。
孩子小的时候，做家长的最关心的是“干不干净”；等孩子长大了，父母的关注便迅速转移到“有什么用”上面去。比如，参加童子军，有什么用？学跳舞，有没有份去比赛？卖旗(香港慈善机构募集善款的一个重要渠道)，会不会有人给记优点？入校队，升中学时会不会加分？参加交流团，有没有证书拿？在学校做义工，有什么好处吗？
家长帮孩子算计每一步，每一分。一次期末考试中途，有学生发现试卷的题目有错，于是监考老师决定找全班唯一一个已经完成试卷的学生A，到同年级的教室里向其他几个班的老师通报。
A拒绝了，原因是他打算再检查一遍试卷。老师坚持让他去，他再搪塞，如此往返，A向老师拒绝了3次，结果还是悻悻然跑到各个教室去通报。
回来再检查试卷时，他发现了一个错误，却没有时间改了。回家后，A为那丢掉的几分闷闷不乐，妈妈问了原因，立即向学校投诉。家长的理据是：为什么是我儿子，为什么不是B或者C？
在家长的一贯想法里，吃亏的事谁都不想做。但家长认识不到，孩子少了那几分，又多了些什么。
屈颖妍说，这些年，孩子们走得都比前人快，3岁已经学会上网，5岁便学会3种语言、4种乐器，7岁便懂得制作PowerPoint……但待人处事应有的态度却被遗忘了，或者应该说，是被牺牲掉了。
在她看来，许多家长为了保护孩子，而蒙蔽了是非与心灵。
不久前新闻说，香港康文署举办了一个阅读比赛，胜出的是一名小女孩，才5岁，一个暑假读了4277本书。屈颖妍说，大家其实都知道，这大概是家长帮孩子作假的结果，家长自己去图书馆借书，然后盖章签名，“证明”孩子都看过了。
屈颖妍还举例，有一次她女儿参加一个徽章设计大赛，女儿自己在一张纸上画，但另外一个胜出的小孩，居然把徽章设计图做成了Flash，用动画解释设计。后来那个小孩承认，Flash是他爸爸帮他做的。
“这怎么会是一个公平的比赛呢？但小孩子从小就习惯了这个。”屈颖妍说，现在很多家长，只要牵涉到比赛，因为要拿奖状、证书，那爸爸妈妈一定会尽力去帮忙。
不知不觉，孩子实际上成了家长手上用来炫耀光彩与成就的大钻戒，大家都要自己的孩子闪闪发光。有一所学校要同学扮演白雪公主和7个小矮人的故事，可由于家长都不愿意自己的孩子演小矮人，最后校方只好改写了故事，将之变成“8个白雪公主”。
这让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屈颖妍想起《病梅馆记》。千个孩子，本该有千种个性，但今日人人都被修剪成一模一样的病梅盆景，好看、值钱，却不健康。
“你的卖点就是没有证书”
瘦弱的屈颖妍想跟香港教育抗争下去。在旁人看来，她也的确比一般人多了些资本。比如，她有3个女儿，有3块试验田。
大女儿上小学时，这个自称很温柔的母亲变得越来越狂躁，一到下午4点，她准时变成“女巫”，她撕孩子的作业本，要求孩子成绩好。
可二女儿、小女儿上学时，她放松了很多。一次放学后，二女儿突然跟她说，“妈妈，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屈颖妍说：“为什么？”孩子说，因为同学听写没得100分，回去妈妈都要打要骂的，但你却没有。
她深深地感觉到，香港教育病入膏肓，家长变怪兽，怪兽逼港孩，大家都浮沉在教育漩涡中，半死不活。她说，如果允许，她相信百分之百的港孩都会逃学。
菲律宾香港人质惨剧发生后，大女儿看到电视台记者访问痛失父母的孤儿时，感叹说：“他们真好啊，不用上学了。”屈颖妍瞪大了眼睛问：你说什么？难道你宁愿用父母双亡来换一个不上学的机会？
这深深地刺激了屈颖妍。她一直等待着一个群组——反畸形教育。可她没等到，家长们边骂边随大流。连屈颖妍自己也暗叫，自己也不过是人群里不甘心又不敢造反的“蚁民”。
她的朋友说：如果香港有人搞反教育制度的游行，人数肯定超过50万。
屈颖妍答：好吧，那就由你发起吧！
朋友问：为什么不是你？
屈颖妍明白了，大学都是顺民，只能消极地反抗。但其实她自己非常期待香港教育来一场革命，要的不是孙明扬(香港教育局局长)，是孙中山，推倒一切，重头再来。
明知这不可能，她只能凭一个母亲微弱的力量做些无力的反抗。暑假，她四处带女儿去旅游，希望看到孩子们平时在学校里所没有的快乐。
她尝试用3种实验方式去处理很多教育问题。
第一个孩子摔倒的时候，她非常心疼：“哎呀惨了！我背你吧！”
第二个孩子摔倒，她学会了克制：“你怎么样，骨头没事吧？没事的话就试试自己能不能站起来走路？”
第三个孩子摔倒，她装作看不见，“我们爱她，但不一定要帮她走那一条路。”
她还从龙应台的文章里寻找启发。她说，龙应台书里一幅画面让她记忆深刻。一个毛毛雨天，母子俩在湖边散步，龙应台想为儿子打伞，儿子一闪一缩地推开。然后是又一幕画面，漫步中的妈妈给儿子指点风景，“看，那里多美……”儿子的反应竟然是把母亲的手按下来，“我看到了，别指……”
渐渐地，屈颖妍不再像紧张得张开每根刺的刺猬。她理解了，教育是一个松手的过程。
可手放得太松，现实的问题就会马上横冲直撞过来。大女儿小升中的时候，没什么证书和奖状，别人却有很多，什么朗诵比赛、绘画比赛、阅读比赛，甚至吃水果比赛 的。事实上，为了迎合这些家长的需要，现在香港任何儿童活动都会颁发证书或奖状。一个简单的手工班都有证书，如果没有，结束的时候家长会直接投诉。
女儿当时很着急，说：“惨了，我没有什么证书。”屈颖妍鼓励她：“你的卖点就是没有证书。”
这位作家妈妈帮女儿做了一个很小的简历，放进了一些家里和学校里的相片，开头屈颖妍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教育是一场马拉松》。她说：“我的女儿现在不是跑第一，她在落后，但不等于到终点时，她不会跑第一。教育不应该放弃任何人，即使她真的跑到最后，我们也应该为她鼓掌。”
女儿自己也写了一篇，题目是《我没有证书》。她介绍了自己在小学参加排球队、参加红十字会的活动，她说尽管这些不能在分数上反映出来，但“这些在我心灵里，我希望将来你们可以看到成果”。
不管怎样，女儿最后真的考上了心仪的学校。但在下午4点的“怪兽角斗场”，有家长口气酸酸地对屈颖妍说：“因为你是名人呗。”
孩子复仇
屈颖妍四处做演讲的时候，日本也正在进行一场对抗“怪兽家长”的教师保卫战。事实上，这个名词正源自日本。
东京市政府如今耗费1000万日元，出版手册，以教授老师应付“怪兽家长”的招数。
美国电影明星马特·达蒙也像屈颖妍一样，正努力给自己脱掉“怪兽家长”的帽子。他病得不轻，他对孩子的过度保护欲，连老婆都看不下去，昵称他为“红色警戒”。他们家的4个女儿连睡觉都不得安宁，达蒙常会去摸摸看她们有没呼吸。有一回实在管太多，还被女儿狠狠咬了一口，结果马特还骄傲地到处炫耀说：“齿痕是战利品！”
准确地说，在美国，大家更愿意将这种父母戏称为“直升机父母”。他们在学校、操场和课外活动地点转悠，像直升机一样盘旋在孩子头顶，与孩子紧紧绑在一起。
针对最近几年美国父母对于孩子的过度教育行为，很多人开始发动一场“慢教育、简单教育和散养教育”的变革。
大家都在讨论D·H·劳伦斯在1918年讲的一句话：“如何开始教育子女？第一原则是：不要管他。第二原则是：不要管他。第三原则是：不要管他。这就是一个完整的开始。”
当然也有人不同意——劳伦斯说起来容易，因为他自己没有孩子。
其实，就连屈颖妍也知道，自己还是个“半怪兽”，没有完全脱帽。
最近的一个下午，屈颖妍在香港风采中学面向近百位家长做讲座。讲座结束后，一位父亲站起来，意味深长地问：“屈小姐，你对你女儿的分数有什么要求呢？”屈颖妍回答：“我还是要求她们保持中等，她们的爸爸常常说，不是倒数就可以了，但我做不到。”
坐在记者身旁的风采中学校长何汉权偷笑着说：“她嘴上说要求中等，实际就是中上了。”
屈颖妍做不到完全放下。事实上，不久前，《清明上河图》来香港展出，她很想带孩子们去看，可那意味着，孩子看完后回家做作业会写到夜里12点多。为此她纠结了很久。
后来她还是带着女儿去看了，但回到家里又和女儿大吵一架，因为女儿困极了，不肯做作业。
屈颖妍想改变，但整个环境就是这样，她像是进了一条死胡同。
有很多人担心，为人父母者从他们的父母那儿中了毒，又把毒传给孩子，就这样一代代传下去，像高速公路上的连环撞车事故。怪兽家长的故事，会代代延续下去吗？
如今，澳门的一家图书中心用了一整列橱窗展示这本书，引起了很多澳门“怪兽家长”的共鸣。在中国内地，这本书也通过微博广为传播。
有家长给屈颖妍写信说：我们根本就把孩子当作掌上电子宠物，按一个键，要他吃就吃，要他拉就拉，我们从没想过孩子的感受。有家长称，《怪兽家长》像一剂凉茶，让家长在变身刑警狱卒快要把孩子“处决”的边缘，悬崖勒马。
还有人鼓励她：出这本书本身就是对教育最大的对抗，你不是“蚁民”，你干了老虎干的事儿，咬破了一方铁栅栏。
令她想不到的是，在内地，一本《斗妈大全》在网络上迅速蹿红，作者是两个北京的四年级小女孩，用漫画的形式记录了20余招“斗妈”招式。
如今屈颖妍出了《怪兽家长2》。鹅黄色的封面上，画着很多小猪，它们或作沉思状，或呼呼大睡。她给这本书取了一个副标题：孩子复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