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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球用什么

          admin2018-05-23 03:20:35

            

          “学校通过每天的课程、劳动、分享,让工友们看到更多可能性,看到更广阔的世界,有尊严地活着。”工人大学的创办者孙恒告诉中国青年报社记者,“同时希望学员能把公益精神发扬光大。”

          4月10日的第一堂课,由孙恒讲“社会资源”。黑板上写满矿、树林、水等各种物质资源。临近尾声,他转身写下两个大字:思想。

          “什么是思想?什么是精神?人和人本质上没有太大的区别,区别就在于思想。”孙恒缓缓地说,“现在是一个精神信仰缺失的时代,所以你要问问自己,是一个有思想的人么?”

          学者吕途对此深有感触。她访谈过上百名打工者,也在两家工厂体验过。她发现,孙恒提出的问题,不少打工者甚至都没有概念。打工者往往把大量的休息时间,用在游戏、煲电话粥上。

          “现代社会看起来好像给了新生代打工者更多的自由,但他们只有从这个工厂到那个工厂的自由,他们看不到出路很痛苦,可是人总得要过。谑蔷椭挥醒≡裉颖芡纯。”吕途说,“不是大家不去想,而是社会不给他们机会。”她把自己访谈的内容,整理成了一本书,名字就叫《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

          吕途是孙恒的妻子,也是工人大学一名研究者。她把讲述打工者历史的课程带进教室,并鼓励大家写下打工过程中的感受。

          “上学的时候教科书总是说,中国工人农民最光荣,步入社会的时候,社会现实总是说农民工、外来务工人员是弱势群体。光荣的工人怎么会沦落到弱势群体?”一位同学写道。

          孙恒也有如此苦闷。1998年,23岁的孙恒辞去河南一所中学的音乐老师教职,带着吉他,卷上铺盖,坐着农民工专列到北京闯荡。

          他做过推销员,当过搬运工、送水工。当他鼓起勇气,到唱片公司推销自己的歌曲时,遭到嘲笑。后来,他就四处流浪,以唱歌为生。在行走中,这名“打工歌手”渐渐明白了现实的残酷。

          这正是孙恒创办工人大学的起点。他将中国庞大的打工者群体,称为“新工人”。他“希望搭建一个文化教育平台”,让新工人在平台上能清醒认识到自身的价值。

          “大家对这个称呼特别喜欢,过去成为工人是一种梦想,加了一个新之后,带了过去美好的东西,又代表在新时代,要创造新的东西。”吕途说,“‘农民工’给人一种永世不得翻身的感觉。”

          2010年,富士康发生14连跳事件,对孙恒触动很大。他演讲时,总是喜欢在幻灯片里放上一张跳楼事件发生后,工厂在职工宿舍楼外加防跳网的照片。

          “问题发生后,人们总是从外部寻求补救措施,甚至求神拜佛,却没有人关心工人的内心世界是怎样的。”孙恒语气中带着愤怒。

          为了让工人更好地了解自己,在设置课程时,孙恒有意增加了关于共和国历史和打工者历史的内容,还包括介绍团结经济工人合作社的课程。

          除此之外,工人大学的招生简章里,“师资力量”一栏已经列出了一串长长的名单,除了孙恒和吕途教授的课程外,中国乡村建设规划院院长李昌平,中共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副教授刘忱,以及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副教授梁鸿在内的专家学者,也会偶尔来到这所看起来荒凉的校园。

          这堂课的讲师,是北京大学一名志愿者。他把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带进课堂,试图让这些工人明白什么是商品、货币、价值、可变资本。

          一系列复杂的概念让学生们不知所措。但当志愿者提问“老板会用什么方式让你们多干活”时,课堂一下子活跃起来。

          “把工作时间定得很长”,“生产线上不让说话”,“把基本工资压得很低,让你不得不加班”……学生们开始分享自己的打工经历。

          志愿者很快在凸凹不平的黑板上画了一个图。“加班看似多给你工资,但是你还创造出更多的价值,所以工资等于没变。”他解释道。

          那时她在一家台资工厂体验工作,劳务派遣公司的人从来没有做过自我介绍,“随便是谁都可以吆喝我们”。到了车间以后,“车间主任挑人的时候,感觉自己像是集市上的商品,让别人看看新鲜不新鲜,形状合适不合适”,“工具只要能用就可以,只需要知道品种,没有具体的名字”。

          黄林峰深受启发。“以前在工厂里边管理者总是不喊我的名字,我都习以为常了,现在吕途老师说了,这是对我故意的贬低。”他说。

          这是一个他曾经无比厌恶的地方。“感觉自己不像个人,没有自己的思想,想和旁边的人说说话,都不允许”。除了机械的手部动作,他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在心里唱歌给自己听。

          2014年年底,黄林峰希望辞去工厂工作回家休息一段时间。按照惯例,他首先需要车间主管开出辞工单,才可以办理后续手续。当时正值年底用人紧张之时,辞工单被主管扣着不发。

          “现在的打工者普遍面临的问题是,家乡已经很难回去,待在城市里又必须不断地打工,很痛苦。”站在工人大学破败的教室外面,孙恒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这是一个不利的现实,但改变它首先需要工人自身意识到,如果自身都不觉得有问题,就只能一直忍受下去。”

          上午将近3个小时的讲授后,孙恒决定做一场测试,“看看大家会不会发现问题,并利用手头的资源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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