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的短篇小说《色-戒》如果不是李安用它拍了一部电影,大概不会有多少人注意。这个短篇写于1950年,30年以后才发表,收录在她的一个集子《惘然集》中。张爱玲1955年离开上海到了纽约,因此,写作《色-戒》的时候,张爱玲还在上海。所以,这件事情值得一说。
张爱玲在抗日战争期间与胡兰成的故事,很多人都知道。抗日战争胜利后,为汪伪政权效劳的愤青胡兰成被定为汉奸。胡兰成有一段时间躲在温州乡下,张爱玲还从上海跑去温州看过他。后来胡兰成逃到了日本,娶了一个当时很出名的女人,名叫佘爱珍。
佘爱珍原先的丈夫名叫吴四宝,抗战之前就是上海滩的一个流氓。抗战开始后,杜月笙之类的黑社会大头目离开了上海,吴四宝在上海顿时威风八面,并且还加入了汪伪特工组织,简称“76号”,成为汪伪特工在上海的主要打手。吴四宝的上司,就是《色-戒》中“易先生”的原型,“76号”负责人丁默村。佘爱珍在吴四宝没死的时候,也是一个心狠手辣的汉奸女特工,“76号”很多女犯人,都由佘爱珍亲自刑讯。即使后来到了日本,佘爱珍还是恶性不改,多次贩毒。
50年代初,胡兰成和吴四宝的遗孀佘爱珍都逃到了日本,并且结了婚。由此我们看到,胡兰成的汉奸面目是非常准确、清晰的。70年代,胡兰成企图借助张爱玲的光环,回到台湾发展,结果被余光中为首的一些知识分子痛骂人品恶劣。胡兰成自知无脸见人,才悻悻地离开台湾,回到日本。胡兰成的书在台湾也成为禁书。
关于张爱玲与胡兰成的故事,十几年前,香港导演严浩拍摄了电影《滚滚红尘》,由台湾女作家三毛编剧,秦汉、林青霞、张曼玉主演,主题歌由罗大佑作曲,三毛作词,陈淑桦演唱,阵容可谓非常强大。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就有人指出是在为汉奸涂脂抹粉。其实,社会关注张爱玲与胡兰成的题材,并出现软化汉奸形象的倾向,有一定的具体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出于对蒋氏政权统治台湾期间,文艺高压政策的反弹。那时候,张爱玲名气很大,很多人知道她与胡兰成事情的传闻,但是张爱玲自己又不写。拿这件事情到处张扬的胡兰成,他的作品又在台湾被禁。因此,一旦开禁之后,胡兰成的书风靡一时,张胡的爱情也开始被人津津乐道。第二个原因是张爱玲本人对这件事情长期模糊不清的态度。李安处理这个题材,更主要是受到张爱玲本人态度的影响。
抗战胜利后,张爱玲对于胡兰成的态度,长期暧昧晦暗,她甚至为此停笔一年。但是,1949年以后,留在上海的张爱玲,必须严肃认真地面对这个问题。当时上海文艺界的负责人是夏衍,后来到北京当了文化部领导,长期在上海的柯灵与张爱玲关系也比较密切。上海的这些文艺界新领导人都很器重“才女”张爱玲,希望她能为新中国多写文艺作品。张爱玲也确实写了。
除了几个不太出名的电影剧本外,《小艾》、《十八春》是张爱玲这一时期的作品。在这两部作品中,张爱玲歌颂了新社会的政治清明,社会光明,甚至还使用了“为人民服务”这样的术语。当然,我们现在看到的《十八春》,是张爱玲后来大大删改过的。1955年,张爱玲离开上海之后,突然180度大转弯,改变了她对新中国的态度,原先的歌颂,转眼之间变成了批判。
由此,我们可以探讨一下,1950年张爱玲在上海写作《色-戒》的动机。我认为,她最初的动机是为了迎合政治形势,对自己当年的那段历史作一个清理。写丁默村与郑苹如的故事,并非为了一个英雄传奇,而是为了她自己。写这个故事是她不得不用一种婉转的方式,对自己的特殊历史问题作一个表态。然而,胡兰成毕竟是张爱玲曾经刻骨铭心的男人,当她触及这个问题时,政治便退居其次,感情上升到表面。而且,对于新中国在上海的文艺领导人来说,肯定不喜欢张爱玲写这个题材。因为,不管张爱玲写成什么样,结果都是在写国民党。
张爱玲离开上海的全部原因我们并不清楚,我认为,写作政治表态作品《色-戒》是原因之一。张爱玲想用这个故事来表态,但是领导不喜欢;即使张爱玲自己倔强地一定要写,不向政治低头,她也写不下去,她内心的两种态度不能协调。张爱玲对于汉奸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抗战结束前不久,日本人捧起来的大明星李香兰来到上海。在日本人的召集下,张爱玲与李香兰见了面。日本人希望张爱玲为李香兰专门写一个电影剧本,但是,张爱玲委婉而体面地拒绝了。然而,当这个汉奸又是自己最难忘的情人,张爱玲显得非常矛盾。因此,《色-戒》迟迟没有在新中国的上海写成。张爱玲不愿在这个问题上委屈自己,加上其他原因,1955年,她离开了上海。她最终也没有去台湾,也许她认为,到了台湾也必须面对这个问题,所以,她孤身一人去了美国。
现在张爱玲作品集中,《色-戒》标明的写作日期是1950年。我们不知道从1950年开始写《色-戒》,到1955年张爱玲离开上海时,《色-戒》最初写成什么样子,曾经给哪些人看过。现在我们看到的短篇小说《色-戒》,是30年以后才定稿的。80年代出版《惘然集》时,《色-戒》才第一次面对社会。张爱玲在序言中承认,这个故事“屡经彻底改写”。而且,通过这篇序言,我认为,张爱玲确实是想用这部短篇小说,对自己的那段特殊历史作一个总结。张爱玲在序言中写到: 写反面人物,是否不应当进入内心,只能站在外面骂,或加以丑化?……对敌人也需要知己知彼,不过知彼是否不能知道太多?因为了解是原恕的初步?如果了解导向原宥,了解这种人也更可能导向鄙夷。缺乏了解,才会把罪恶神化,……爱就是不问值不值得。
因此,我们就能理解,张爱玲写《色-戒》,并非是要写当年的真实历史,而是要借这个故事,写她自己真实的内心。所以,小说中的麦太太王佳芝没有多少政治背景,也没有任何民族大义的色彩;小说中王佳芝的心理活动,很少有原型郑苹如的影子,完全是张爱玲自己内心的写照。在真实的历史中,郑苹如被捕后,承认了自己找人暗杀丁默村。但是,郑苹如说,是因为争风吃醋,因为丁默村不断沾花惹草。历史记载显示,郑苹如没有供出任何一个同伴。这段历史,张爱玲是完全知道的,但是,她没有这么写,因为,她不是要给郑苹如树碑立传,而是要写她自己。如果她要写一个女英雄的传奇故事,不会写这么短,也不会不写郑苹如被汉奸杀害的结局。张爱玲其实是用郑苹如和丁默村的故事外壳,写她自己和胡兰成的内心世界。
顺便说一下,胡兰成并不是一个对爱情忠贞的情人,而是一个滥情的愤青,他总是要弥补自己山里穷孩子出生的早年不幸。即便在被通缉的时候,他也没放弃在女人那里寻找失去的世界。当张爱玲跑到温州乡下去看他的时候,胡兰成正在同另一个女人鬼混。后来,胡兰成与女汉奸佘爱珍结婚后,依然到处张扬自己与著名女作家张爱玲的“爱情”。因此,小说《色-戒》中,张爱玲对胡兰成这个女人堆里的老手,也表现出爱恨交织的痛苦心情。
张爱玲一生爱钱、爱出名,正如小说中王佳芝某些时候表现出来的虚荣心;张爱玲爱上胡兰成,也许有崇拜权势的心理,所以张爱玲在小说中写到,“权势是一种春药”,她想把这种观念通过王佳芝表现出来;与胡兰成的爱情还包括张爱玲少有的性欲狂欢,所以她在小说中露骨地写到:“到男人心里去的路通过胃”,“到女人心里的路通过阴-道”,这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是极为少见的直白。所以,李安才在电影里赤裸裸地表现床戏,因为,那是张爱玲难以忘怀的;在小说中,张爱玲让王佳芝对汉奸产生了爱情,这也是在说张爱玲自己;最后关键时刻,王佳芝提醒汉奸“快走”,仿佛就在说张爱玲偷偷跑到温州去见被通缉的胡兰成,却不向政府举报;王佳芝出于模糊的爱情救了汉奸易先生,这个细节违背了郑苹如的事实,但它也是在说张爱玲救了胡兰成。据记载,张爱玲与胡兰成分手的时候,给了他30万(币种不清楚)。如果没有这笔钱,不知道胡兰成如何长期躲藏,日后如何逃到日本。
所以当人们批评电影用一颗钻石消磨了女英雄的斗志,当人们批评电影美化了汉奸,这都怪不得李安。我认为,李安完全理解了张爱玲的内心。李安拍摄这部电影的喜怒哀乐,就是张爱玲本人对待汉奸和情人的复杂情感。由此我们才能理解,电影完成时,李安为何会哭,因为,他的内心与张爱玲真正沟通了。但是,李安是否把这种理解表达得很清楚,是另一回事。如果观众把王佳芝看成张爱玲本人,就能理解这个电影。然而,观众总是把这部电影看成历史故事,把电影和小说与真实的历史对照,所以才会有种种不满意。
当然,理解这部电影和小说并不等于赞同它的观点,很多人至今也不能完全同意张爱玲对那段历史的自我总结。短篇小说《色-戒》虽然写了30年,但它所表达的作者的内心世界,依然非常暧昧。《色-戒》从文学角度说,质量一般。却对了解张爱玲自我总结历史,非常重要。张爱玲作为曾经狂热爱上汉奸的当事人,她知道胡兰成是“反面人物”,是“敌人”,但她又希望去了解他。张爱玲同时也知道,多了解的结果很可能是产生同情,她作为一个女人的局限由此充分表现出来。因为所谓纯粹的爱,她不愿彻底否定自己的那段历史;别人的不了解导致汉奸罪恶的绝对化,也是她不愿意接受的。作为她个人,自然可以在“鄙夷”中有所“原恕”。然而,对于其他人来说,至少在现阶段,这种“原恕”是很难被普遍接受的。正如张爱玲自己所说,汉奸毕竟仍然是“反面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