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的诺伯特·威纳是一个绝对称得上“神童”的人。他7岁便开始阅读但丁和达尔文的着作，12岁进塔夫茨学院，14岁大学毕业，18岁取得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在他的自传《昔日神童》一书的序言中这样写道，所谓“神童”是指那些在求学之年(中学或以下)已具有达到成人智力标准的儿童，社会对“神童”过分渲染是错误的。威纳还以自己的经历向全世界呼吁：神童并不为社会所需，他们脱离了现实社会，大都是生活中的低能儿。
魏永康，湖南省岳阳市人，也绝对是个神童。他两岁开始识字，8岁上中学，13岁以高分考进湘潭大学，17岁考进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硕博连读，21岁却因难以与人相处和生活难以自理而肄业回家。
魏永康的天赋是他的母亲曾学梅发现的，此后她和丈夫魏永南把全部的心思都用在了孩子身上。去年7月魏永康肄业回家，曾学梅觉得儿子不争气，非常生气，和儿子的关系陷入了僵局，至今没有好转。
9月4日下午，在接受采访的一开始，曾学梅就对记者说：“永康又和我闹别扭了，中饭还没有吃，现在把自己锁在房间里。”说着，她毫不掩饰地在记者的面前大哭了起来。接下来的一个多小时的采访也总是被打断，因为她每隔一会儿就要去劝儿子吃饭，但直到采访结束，倔强的魏永康都没有肯吃饭。
高智商和低能力，如此矛盾地出现在被称为“天才少年”的魏永康身上。这个巨大的反差让我们再一次反思所谓的“天才教育”。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在曾学梅看来，她只是和天下所有的父母一样，热切地期盼着儿子早点成才。“当发现儿子有非同于一般人的智商后，我承认我确实非常兴奋。为了激励自己和儿子，我在家中的墙上用毛笔写下了一行字：‘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直到现在，这行字还留在家里。现在想起来，我太心急了，有些拔苗助长，教育方法也不太对，没有把孩子全面教好。”曾学梅承认自己在很多方面都做错了。
为了让魏永康一心读书，她包办了儿子所有生活上的事，“饭都是我喂给他吃”。曾学梅毫不隐瞒地说：“我儿子是男孩子，我心目中的男孩子只要读书，不要做家务。除了永康去北京的几年，我一直都在他身边。他的起居基本上都是我照顾的，帮他打洗脸水，帮他铺床，喂他吃饭。”
魏永康稍微不服，她就“武力”制服。“当然我舍不得打他，只是轻轻地打一下或者说上两句。有一次，永康惹他爸爸生气，他一下子就往永康头上打了两下。我立刻和他爸爸吵了起来，我说孩子的头不能打，他还要读书，考博士。”在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后，曾学梅再次向记者强调，“我真的心疼永康，他要读书，我不想让他在别的问题上牵扯太多的精力，这样对他的学习不太好。”
魏永康的老师们也提醒过曾学梅，要对孩子进行成人教育，教他如何做人。但曾学梅说，在她心中，学习比什么都重要。“有同学曾塞给永康《红楼梦》、《西游记》这些书，我没有让他看，全都没收了。学生就应该读教材，就得围绕教学计划、考试提纲这根指挥棒转。”
这位固执的母亲还告诉记者：“永康是1983年出生的，在两岁的时候就认了1000 多个字。在认字之前，他还不会说话，我就教他认东西。我说永康，床在哪里，他就用手指；哪里是碗，他也指。当发现他具有超人的记忆力后，我就把几个字写在墙壁上，结果他对这些字特别感兴趣，每天还扶着墙壁一边走一边问，怎么念爸爸的爸字，妈妈的妈字。”
曾学梅的这种教育方法也取得了效果，魏永康一天也没有离开过书，站也看书，坐也看书，时刻都在看书。“我给永康定的生活目标就是要考上博士，当上科学家，一心一意搞研究。可他就是不听我的话，听话的话早就上了博士，就不会肄业回家了。”对于儿子一年前肄业回家的这件事情，曾学梅仍然耿耿于怀。当然，她也承认了自己的教育方式存在一些问题。为此，她给记者轻声地念了一首自己写的打油诗：“好苗是永康，园丁是我，土地是我，可我教子无方……”
“让他母亲陪读是个错误”
记者和魏永康在湘潭大学物理系上课时的班主任黎培德取得了联系。这个不善言辞的学者在谈到魏永康的时候却显得滔滔不绝。“1996年，仅仅13岁的魏永康就来到我们系里。考虑到他年纪还小，我们同意了他母亲曾学梅的要求，可以过来当陪读。系里还破例给他们母子俩安排了一套一室一厅的住房，并安排曾学梅在系里做后勤杂工，每月也有几百元收入。”
黎培德对魏永康的不谙人事记忆犹新。“在人高马大的同学中，魏永康仿佛是稀有动物。他极不合群，与人交往的方式仅仅是一句话——‘你好’，或者一个动作——握手。礼仪常识他知之甚少，甚至几乎没有这方面的概念。他很少主动和人打招呼。到我家来也不管我是否已休息，他经常就‘砰、砰’地敲门。我去开门了，他一句话不说，就朝我摆电脑的房里直奔。有一次，我们几个老师带他去拜访别系的一个教授，进门后他发现人家在看报纸，二话不说，就从人家手里拿过报纸，自顾自地看起来，我们在旁边都呆了。”
魏永康也有调皮的一面，但往往就出了格。黎培德说，他曾听自己的学生说过：在读大一时，魏永康一天在系里的办公室玩。他突然拨打了119，谎称学校发生火灾。几分钟后，消防车呼啸而至……让人哭笑不得。魏永康迷上了电脑后，很快就学会了编程，能破解别人的电脑密码。一次，他将一个同学存在电脑里加密的情书破解了并公布出来，同学扑上来要揍他时，他却正读得哈哈大笑。
黎培德非常肯定地告诉记者，当时真不应该让他母亲到学校来陪读：“我们这个决定是错误的”。“‘为学须得先为人’，这是我一直希望灌输给魏永康的理念。我总想给魏永康看一些关于科学家传记等方面的书籍，但是每次他妈妈都很不高兴，认为是些闲书、杂书，不准他看。曾学梅还向儿子的同学要了一份课程表，以便随时对儿子的课程进行检查。”
在魏永康读大三的时候，系里领导决定，把他搬到集体宿舍。为了说服曾学梅，他们还颇费了一些脑筋。“我们都知道很难说服曾学梅，她担心没有了自己的看管以后，孩子就会朝着不好的方向发展。系里的领导轮流出面，一个一个给她做思想工作，给她讲利弊，耗费了近一个月的时间。虽然她同意了，但是作为交换条件，她没有放弃做勤杂工。因此，她想见儿子还是很方便。”说到这里，黎培德的语气中透着无奈与感伤，“曾学梅常常在魏永康上课的时候站在窗户外面往里看，也经常到儿子的宿舍去，这让其他同学有点尴尬。这种做法给老师和学生都带来了困扰，我们也实在没有办法。就这样，魏永康的四年大学生活都是在母亲的陪护下度过的。”
“魏永康开始反抗了”
黎培德还告诉记者：大学里的同学们都称呼魏永康为“小康”。对于这位比自己小几岁的弟弟，他们都喜欢逗他玩耍。但他母亲并不乐意儿子有这样的社交。
曾学梅也曾向记者提到了这一点：“永康的大学同学经常喊他去玩，尤其是他同一个宿舍的。我担心因此影响儿子的学习，禁止他参与学习之外的一切活动。永康经常因为这和我生气，要么就是不和我说话，要么就是不吃饭。”
魏永康生母亲气最严重的一次是在大四毕业前，他要去北京参加中科院面试，曾学梅坚持要陪他上北京。以当时湘潭大学的物理系主任颜晓红教授为代表的学校老师坚决不同意，颜晓红甚至对曾学梅表示：“你要是送他去北京，我们马上通知中科院取消他的资格。”魏永康也很反对妈妈陪同前行。在魏永康临走的前一个晚上，母子俩发生了争执。
在接受采访时，曾学梅对回忆这段往事表现得很抵触，她是断断续续讲完的——
“我坚持要和他一起去，他长这么大都没有出过远门，我不放心。”
“虽然系里领导不让我去，但我还是买了和他一趟车的票，我把这个事情告诉了永康。他的脸憋得通红，不说一句话，就这样坐在床边，直直看着窗外。”
……
“我对他说，妈妈不去不行，你一个人要去考试，妈妈不放心。永康仍旧没有说话，只是把我收拾好的行李用力往地上摔，反复地摔……”
曾学梅长叹了一口气：“长这么大，他还从来没有发过这样大的火。第二天一早，早饭没有吃，他就走了。”
……
2000年4月，从未离开过母亲半步的魏永康，独自一人去了北京。几天后，魏永康回来了。“很开心的样子，和我交流了好久。”黎培德对记者回忆说，那是他与魏永康惟一一次长时间交谈，“他很兴奋地和我讲起了在北京的见闻，还告诉我他去了梦寐以求的天安门。”黎培德说那一刻真的被魏永康那股小鸟出笼的兴奋劲给感染了。
后来，魏永康如愿进入了中科院，也开始真正脱离了母亲的怀抱。也就是从那时开始，他的缺陷开始在生活中暴露无遗，生活难以自理。大冬天，他不知道给自己多加件衣服，连穿衣吃饭都需要教授提醒，甚至赤脚在雪地里走路，这样很影响他的学业，学校不得不让他肄业回家。
对于魏永康的肄业，曾学梅有自己的看法：“如果我去北京陪着他读书，他就不会肄业回家，肯定能考上博士。”但是魏永康并不这么认为，他曾向媒体表示，他恨自己的妈妈，他渴望快乐的生活。从北京回家后，他开始逃避自己的妈妈——曾学梅进房间给他抹席子、点蚊香，他几步就冲了出来；妈妈出来，他又马上回房把门锁上。
一年了，母子间的隔阂越来越大，一天难得说上一句话。曾学梅在采访的最后向记者吐露：“自己的亲生儿子看到我就好像看到仇人一样，我真的非常难受！”但转瞬间，记者听到魏永康的父亲魏永南叫他扫地，这边接着电话的曾学梅立即大声地呵斥丈夫：“别让孩子扫地，他还要看书。”
“别给孩子太大压力”
在魏永康事件中，曾学梅无疑扮演了一个“罪魁祸首”的角色。其望子成才心切的心态造成了魏永康的畸形发展。她像挖掘机一般没日没夜地挖掘着魏永康的潜力，辛辛苦苦将所有心思付诸儿子身上，惟一的目的就是让儿子考上博士。但结果适得其反，儿子非但没有在其设计好的人生路上走下去，反而以肄业暂时结束了自己的学业，生活不能自理，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他们还势如水火。个中缘由，值得深究。
北京大学儿童心理学研究中心主任严峰教授表示：“根据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专家王玉凤的调查，中国3.4亿未成年人中至少有3000万人存在学习、情绪和行为障碍。魏永康、鲍宇阳和前几年火爆一时的‘哈佛女孩’，都是家长们‘望子成龙’ 心切的体现。尽管魏永康是个比较极端的例子，更多的孩子因为没有那么超常的智力而没有受到那么严厉的管制，但是中国孩子高分低能的现象还是普遍存在的。 ‘望子成龙’是天下父母的共性，本来无可厚非，但杀鸡取卵的方式让孩子们承担了过多的压力。”
他还分析指出：“在目前的教育改革中，望子成龙心切的家庭教育是一个薄弱环节。教育部门近几年不断强调将孩子们从过重的课业负担、心理负担中解放出来，甚至颁布减负令，实施素质教育改革。但是迫切期望子女成才的家长们不甘心，暗地里仍不断地给孩子加码，请家教、上特长班、买辅导材料、自行布置作业等。而且由于文化商人和媒体的不良宣传和炒作，很多培养天才儿童的“革命性”学习方法、经验深入人心，更强化了父母们原有的教育观念，期望值盲目攀高，导致了许多负面影响。”
严峰愤怒地表示：魏永康考上中科院后，其母的教育模式备受追捧，当地很多家长想克隆天才，纷纷把孩子送到其家中要其管教。“这简直是闹剧。”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的劳凯生教授也指出：“今天这个时代，人们非常渴望成才，也因此走入歧途，特别是对于孩子早期的智力开发，早期的教育，充满了盲目性。很多成人对于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学生缺少一种常人的心态——总想制造神童。也因此导致很多人在对孩子有过高的期望值的基础上实施教育，造成一些孩子在某些方面可能很突出，但是在另外一些方面又会有很多问题。许多父母对孩子的智力实施了过分教育，而忽略了能力培养，结果对孩子造成了能力上的欠缺和人格上的扭曲。”
劳凯生教授同时指出：“一个21岁的小伙子，他的前途还非常远大，他的可塑性也是非常强的。他将来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取得多大的成就，现在还不能定论。因此我觉得我们应该有信心，包括我们整个的学校、教育工作者、家长以及他本人都应该有信心。其实他现在欠缺的就是生活以及社会交往的能力，需要努力地改变自己，重新塑造自己。他的父母尤其是他的母亲也要从自身找原因，摆正自己的心态，冷静、客观地全面培养孩子的能力。”
魏永康，湖南省岳阳市人，也绝对是个神童。他两岁开始识字，8岁上中学，13岁以高分考进湘潭大学，17岁考进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硕博连读，21岁却因难以与人相处和生活难以自理而肄业回家。
魏永康的天赋是他的母亲曾学梅发现的，此后她和丈夫魏永南把全部的心思都用在了孩子身上。去年7月魏永康肄业回家，曾学梅觉得儿子不争气，非常生气，和儿子的关系陷入了僵局，至今没有好转。
9月4日下午，在接受采访的一开始，曾学梅就对记者说：“永康又和我闹别扭了，中饭还没有吃，现在把自己锁在房间里。”说着，她毫不掩饰地在记者的面前大哭了起来。接下来的一个多小时的采访也总是被打断，因为她每隔一会儿就要去劝儿子吃饭，但直到采访结束，倔强的魏永康都没有肯吃饭。
高智商和低能力，如此矛盾地出现在被称为“天才少年”的魏永康身上。这个巨大的反差让我们再一次反思所谓的“天才教育”。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在曾学梅看来，她只是和天下所有的父母一样，热切地期盼着儿子早点成才。“当发现儿子有非同于一般人的智商后，我承认我确实非常兴奋。为了激励自己和儿子，我在家中的墙上用毛笔写下了一行字：‘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直到现在，这行字还留在家里。现在想起来，我太心急了，有些拔苗助长，教育方法也不太对，没有把孩子全面教好。”曾学梅承认自己在很多方面都做错了。
为了让魏永康一心读书，她包办了儿子所有生活上的事，“饭都是我喂给他吃”。曾学梅毫不隐瞒地说：“我儿子是男孩子，我心目中的男孩子只要读书，不要做家务。除了永康去北京的几年，我一直都在他身边。他的起居基本上都是我照顾的，帮他打洗脸水，帮他铺床，喂他吃饭。”
魏永康稍微不服，她就“武力”制服。“当然我舍不得打他，只是轻轻地打一下或者说上两句。有一次，永康惹他爸爸生气，他一下子就往永康头上打了两下。我立刻和他爸爸吵了起来，我说孩子的头不能打，他还要读书，考博士。”在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后，曾学梅再次向记者强调，“我真的心疼永康，他要读书，我不想让他在别的问题上牵扯太多的精力，这样对他的学习不太好。”
魏永康的老师们也提醒过曾学梅，要对孩子进行成人教育，教他如何做人。但曾学梅说，在她心中，学习比什么都重要。“有同学曾塞给永康《红楼梦》、《西游记》这些书，我没有让他看，全都没收了。学生就应该读教材，就得围绕教学计划、考试提纲这根指挥棒转。”
这位固执的母亲还告诉记者：“永康是1983年出生的，在两岁的时候就认了1000 多个字。在认字之前，他还不会说话，我就教他认东西。我说永康，床在哪里，他就用手指；哪里是碗，他也指。当发现他具有超人的记忆力后，我就把几个字写在墙壁上，结果他对这些字特别感兴趣，每天还扶着墙壁一边走一边问，怎么念爸爸的爸字，妈妈的妈字。”
曾学梅的这种教育方法也取得了效果，魏永康一天也没有离开过书，站也看书，坐也看书，时刻都在看书。“我给永康定的生活目标就是要考上博士，当上科学家，一心一意搞研究。可他就是不听我的话，听话的话早就上了博士，就不会肄业回家了。”对于儿子一年前肄业回家的这件事情，曾学梅仍然耿耿于怀。当然，她也承认了自己的教育方式存在一些问题。为此，她给记者轻声地念了一首自己写的打油诗：“好苗是永康，园丁是我，土地是我，可我教子无方……”
“让他母亲陪读是个错误”
记者和魏永康在湘潭大学物理系上课时的班主任黎培德取得了联系。这个不善言辞的学者在谈到魏永康的时候却显得滔滔不绝。“1996年，仅仅13岁的魏永康就来到我们系里。考虑到他年纪还小，我们同意了他母亲曾学梅的要求，可以过来当陪读。系里还破例给他们母子俩安排了一套一室一厅的住房，并安排曾学梅在系里做后勤杂工，每月也有几百元收入。”
黎培德对魏永康的不谙人事记忆犹新。“在人高马大的同学中，魏永康仿佛是稀有动物。他极不合群，与人交往的方式仅仅是一句话——‘你好’，或者一个动作——握手。礼仪常识他知之甚少，甚至几乎没有这方面的概念。他很少主动和人打招呼。到我家来也不管我是否已休息，他经常就‘砰、砰’地敲门。我去开门了，他一句话不说，就朝我摆电脑的房里直奔。有一次，我们几个老师带他去拜访别系的一个教授，进门后他发现人家在看报纸，二话不说，就从人家手里拿过报纸，自顾自地看起来，我们在旁边都呆了。”
魏永康也有调皮的一面，但往往就出了格。黎培德说，他曾听自己的学生说过：在读大一时，魏永康一天在系里的办公室玩。他突然拨打了119，谎称学校发生火灾。几分钟后，消防车呼啸而至……让人哭笑不得。魏永康迷上了电脑后，很快就学会了编程，能破解别人的电脑密码。一次，他将一个同学存在电脑里加密的情书破解了并公布出来，同学扑上来要揍他时，他却正读得哈哈大笑。
黎培德非常肯定地告诉记者，当时真不应该让他母亲到学校来陪读：“我们这个决定是错误的”。“‘为学须得先为人’，这是我一直希望灌输给魏永康的理念。我总想给魏永康看一些关于科学家传记等方面的书籍，但是每次他妈妈都很不高兴，认为是些闲书、杂书，不准他看。曾学梅还向儿子的同学要了一份课程表，以便随时对儿子的课程进行检查。”
在魏永康读大三的时候，系里领导决定，把他搬到集体宿舍。为了说服曾学梅，他们还颇费了一些脑筋。“我们都知道很难说服曾学梅，她担心没有了自己的看管以后，孩子就会朝着不好的方向发展。系里的领导轮流出面，一个一个给她做思想工作，给她讲利弊，耗费了近一个月的时间。虽然她同意了，但是作为交换条件，她没有放弃做勤杂工。因此，她想见儿子还是很方便。”说到这里，黎培德的语气中透着无奈与感伤，“曾学梅常常在魏永康上课的时候站在窗户外面往里看，也经常到儿子的宿舍去，这让其他同学有点尴尬。这种做法给老师和学生都带来了困扰，我们也实在没有办法。就这样，魏永康的四年大学生活都是在母亲的陪护下度过的。”
“魏永康开始反抗了”
黎培德还告诉记者：大学里的同学们都称呼魏永康为“小康”。对于这位比自己小几岁的弟弟，他们都喜欢逗他玩耍。但他母亲并不乐意儿子有这样的社交。
曾学梅也曾向记者提到了这一点：“永康的大学同学经常喊他去玩，尤其是他同一个宿舍的。我担心因此影响儿子的学习，禁止他参与学习之外的一切活动。永康经常因为这和我生气，要么就是不和我说话，要么就是不吃饭。”
魏永康生母亲气最严重的一次是在大四毕业前，他要去北京参加中科院面试，曾学梅坚持要陪他上北京。以当时湘潭大学的物理系主任颜晓红教授为代表的学校老师坚决不同意，颜晓红甚至对曾学梅表示：“你要是送他去北京，我们马上通知中科院取消他的资格。”魏永康也很反对妈妈陪同前行。在魏永康临走的前一个晚上，母子俩发生了争执。
在接受采访时，曾学梅对回忆这段往事表现得很抵触，她是断断续续讲完的——
“我坚持要和他一起去，他长这么大都没有出过远门，我不放心。”
“虽然系里领导不让我去，但我还是买了和他一趟车的票，我把这个事情告诉了永康。他的脸憋得通红，不说一句话，就这样坐在床边，直直看着窗外。”
……
“我对他说，妈妈不去不行，你一个人要去考试，妈妈不放心。永康仍旧没有说话，只是把我收拾好的行李用力往地上摔，反复地摔……”
曾学梅长叹了一口气：“长这么大，他还从来没有发过这样大的火。第二天一早，早饭没有吃，他就走了。”
……
2000年4月，从未离开过母亲半步的魏永康，独自一人去了北京。几天后，魏永康回来了。“很开心的样子，和我交流了好久。”黎培德对记者回忆说，那是他与魏永康惟一一次长时间交谈，“他很兴奋地和我讲起了在北京的见闻，还告诉我他去了梦寐以求的天安门。”黎培德说那一刻真的被魏永康那股小鸟出笼的兴奋劲给感染了。
后来，魏永康如愿进入了中科院，也开始真正脱离了母亲的怀抱。也就是从那时开始，他的缺陷开始在生活中暴露无遗，生活难以自理。大冬天，他不知道给自己多加件衣服，连穿衣吃饭都需要教授提醒，甚至赤脚在雪地里走路，这样很影响他的学业，学校不得不让他肄业回家。
对于魏永康的肄业，曾学梅有自己的看法：“如果我去北京陪着他读书，他就不会肄业回家，肯定能考上博士。”但是魏永康并不这么认为，他曾向媒体表示，他恨自己的妈妈，他渴望快乐的生活。从北京回家后，他开始逃避自己的妈妈——曾学梅进房间给他抹席子、点蚊香，他几步就冲了出来；妈妈出来，他又马上回房把门锁上。
一年了，母子间的隔阂越来越大，一天难得说上一句话。曾学梅在采访的最后向记者吐露：“自己的亲生儿子看到我就好像看到仇人一样，我真的非常难受！”但转瞬间，记者听到魏永康的父亲魏永南叫他扫地，这边接着电话的曾学梅立即大声地呵斥丈夫：“别让孩子扫地，他还要看书。”
“别给孩子太大压力”
在魏永康事件中，曾学梅无疑扮演了一个“罪魁祸首”的角色。其望子成才心切的心态造成了魏永康的畸形发展。她像挖掘机一般没日没夜地挖掘着魏永康的潜力，辛辛苦苦将所有心思付诸儿子身上，惟一的目的就是让儿子考上博士。但结果适得其反，儿子非但没有在其设计好的人生路上走下去，反而以肄业暂时结束了自己的学业，生活不能自理，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他们还势如水火。个中缘由，值得深究。
北京大学儿童心理学研究中心主任严峰教授表示：“根据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专家王玉凤的调查，中国3.4亿未成年人中至少有3000万人存在学习、情绪和行为障碍。魏永康、鲍宇阳和前几年火爆一时的‘哈佛女孩’，都是家长们‘望子成龙’ 心切的体现。尽管魏永康是个比较极端的例子，更多的孩子因为没有那么超常的智力而没有受到那么严厉的管制，但是中国孩子高分低能的现象还是普遍存在的。 ‘望子成龙’是天下父母的共性，本来无可厚非，但杀鸡取卵的方式让孩子们承担了过多的压力。”
他还分析指出：“在目前的教育改革中，望子成龙心切的家庭教育是一个薄弱环节。教育部门近几年不断强调将孩子们从过重的课业负担、心理负担中解放出来，甚至颁布减负令，实施素质教育改革。但是迫切期望子女成才的家长们不甘心，暗地里仍不断地给孩子加码，请家教、上特长班、买辅导材料、自行布置作业等。而且由于文化商人和媒体的不良宣传和炒作，很多培养天才儿童的“革命性”学习方法、经验深入人心，更强化了父母们原有的教育观念，期望值盲目攀高，导致了许多负面影响。”
严峰愤怒地表示：魏永康考上中科院后，其母的教育模式备受追捧，当地很多家长想克隆天才，纷纷把孩子送到其家中要其管教。“这简直是闹剧。”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的劳凯生教授也指出：“今天这个时代，人们非常渴望成才，也因此走入歧途，特别是对于孩子早期的智力开发，早期的教育，充满了盲目性。很多成人对于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学生缺少一种常人的心态——总想制造神童。也因此导致很多人在对孩子有过高的期望值的基础上实施教育，造成一些孩子在某些方面可能很突出，但是在另外一些方面又会有很多问题。许多父母对孩子的智力实施了过分教育，而忽略了能力培养，结果对孩子造成了能力上的欠缺和人格上的扭曲。”
劳凯生教授同时指出：“一个21岁的小伙子，他的前途还非常远大，他的可塑性也是非常强的。他将来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取得多大的成就，现在还不能定论。因此我觉得我们应该有信心，包括我们整个的学校、教育工作者、家长以及他本人都应该有信心。其实他现在欠缺的就是生活以及社会交往的能力，需要努力地改变自己，重新塑造自己。他的父母尤其是他的母亲也要从自身找原因，摆正自己的心态，冷静、客观地全面培养孩子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