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拉萨路小学的前四年》请看这里。作者1993-1998年就读于拉萨路小学。和我同一届南外毕业，进入北京大学。现在英国剑桥大学研究儿童发展。）

我几乎不愿承认我毕业于拉萨路小学，而且一直庆幸只在那里呆了两年。我还经常劝阻那些想送小孩进拉萨路小学的家长，可是从来没有人听。我从不掩饰对这所小学的厌恶，甚至于——恨。

从1997年到1999年，我就读于南京市拉萨路小学。在那里，我应该算是好学生。被选拔进奥数班、考上了南外，当年写的作文在毕业十年后仍然被当做范文在课堂上朗读，校庆45周年的时候校方还找到当时在清华读大三的我，请我写一篇纪念母校的文章。当然，我拒绝了。

能被母校邀请写校庆作文的当然是难得的荣誉，而且估计这辈子只会有这么一所学校会把我当“杰出校友”。可是我不愿意回忆，甚至都不愿意提起学校的名字。可是没办法，记忆力太好有时也是件痛苦的事。这么多年了。还是忘不了那种巨大的绝望和痛苦。以至于哪怕仅仅是提起一些旧事，眼泪就哗哗的流。

今天之所以写这篇文章，是因为我妈妈的一篇关于奥数的日志，其中提到我恨拉萨路小学。为了说明我恨拉小不是因为我当年奥数学的不好（虽然这是真的）或者讨厌奥数（当然这也是真的），我决定写一写在那两年里，都看到了、经历了什么。

学业负担

我五年级时转学到拉萨路小学。之前的四年，完全没有教辅书、课外班、提高班之类的概念。一到拉小，我突然惊恐地发现：在这里，每天的作业、每一张试卷都是要家长签字的；所有的考试都是要排名的；每一次排名是要打印出来贴在教室里的；排名前十的学生是要开小灶的——所谓小灶，就是每周三下午和每周六上午的“提高班”，也就是奥数——我被告知，要想上好中学，学奥数是必须的。

由于基础不错，第一次考试就进了前十，兴高采烈地得到通知可以参加提高班了。一进提高班就呆住了：一道题也不会做，而周围的同学个个都能在卷子上写好多。每周都有考试，每一次都要排名。老师很惋惜的说：你起步太晚了，恐怕来不及。拉小的学生从三年级起就开始搞奥数了。

于是我开始解一道漫长的“追及问题”。期间自信心受到的打击就不说了，只是从此一下子没有了任何课余时间。《让我们荡起双桨》里唱的“做完了一天的功课，让我们尽情欢乐”从此成了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到了六年级时，要为考南外冲刺。印象中，原本周六上午的提高班改成了周六全天。再后来，老师把“尖子生”每天早上七点就召集到学校：早自习。下午放学后继续学奥数：晚自习，直到晚上七点。我开始大量喝咖啡，确切的说，是灌，因为还没有适应咖啡的苦涩。我实在是太困了，每一天早晨起床都在挣扎。每一天晚上离开学校，也没有鸟儿出笼的快乐，因为我奥数总是考不好，经常别人都走了，我还被老师留下来听训话，要家长领才能走。

撕作业本、罚抄作业、写检讨

我的老师们对作业本有着一套独特的美学。比如我们班的数学老师，不喜欢本子上有错题。做错题了，要撕作业本，重写。语文老师，要求字的高度要统一，只准占格子的二分之一。我写字大，占满了格子，而且钢笔写错字后会有涂改。于是写好的作业无数次被撕掉。曾经眼泪汪汪的重新抄写到晚上11点。对了，眼泪汪汪是不行的，眼泪弄湿了本子，本子皱了，也是要被撕掉重写的。后来我们班有女生发明了一种新的写字方法：用尺子顶着格子的1/2。尺限制了笔尖的移动，字就不会写的不整齐了。我曾一度效仿，被妈妈及时制止。多亏了她的及时制止，致使今天我的字写得还算好看。

罚抄作业。这往往是一项无厘头的惩罚措施。比如课堂上交头接耳了——罚抄本课生词100遍；某个词课堂默写错了——罚抄100遍；上课忘带课本了——罚抄50遍；课间操动作不标准给班级扣分了——罚抄50遍。我因为各种理由被罚抄，一度发明了手握两支笔在两行同时写字的方法以提高效率。最可怕的是，还有人因为罚抄字写得不整齐，罚抄的作业纸也被撕掉。

写检讨书。写检讨书和罚抄作业在多数情况下是可以互换的惩罚措施。除了以上情况之外还有：考试没考到100分——写检讨书。我很少能考到100分，所以写过无数次各种形式的检讨。我喜欢写检讨甚于罚抄，因为检讨书字数比较少。而且每一篇都差不多，写起来不累。有时候甚至犯了什么错，被训斥了一顿后，听到最后的发落居然是“交一篇检查！”简直喜出望外。记忆中曾经因为做眼保健操的时候睁眼睛写过一篇检讨。至于为什么，是因为听到身边有脚步声，出于本能睁开了眼睛。结果被检查员逮到，给我们班扣分了。

暴力体罚、批斗会

每隔不长的一段时间，我们班就召开一次“批斗大会”。通常在某个考试之后，也可能是老师心情不好，需要“整顿班风”。当是时也，语文老师和数学老师会同时出现，脸色铁青，目露凶光。一进门，先把手里的试卷/课本/教案往讲台上重重一砸（坐在第一排讲台下的同学往往被吓得一哆嗦）。站定，神色凌厉，扫视全班。大家纷纷被吓得鸦雀无声，一个个头也不敢抬，就像一只只待宰的鸭子。刚转学到拉小的时候，我自认为没犯什么错误，在批斗开始前，神情自若，抬头看着老师。结果班主任就恶狠狠的盯着我，硬是把我吓得低下了头。

然后，就是等哪个倒霉蛋被拎出来了。被批斗的名单和顺序是无法预测的，因为批斗会很少有统一的主题。比如首先批斗某男生放学后不回家去游戏机厅；接下来就批斗我——奥数考试上个礼拜错了两题这个礼拜居然错了三题真是无可救药的从不学习的下流胚子……

批斗的过程通常是这样的。班主任厉声念出某个人的名字。听到名字，这个同学的脸色一下子就变了。女生一般立刻就会哭出来。抖抖索索的从座位上站起来——站起来是不够的，还要自己走到讲台前面对大家站好。如果你不主动走，老师就会把你拖上去。

拖上去之后，会被要求背贴黑板立正站好。如果站不好，前胸或后背就会挨一教鞭。教鞭在是批斗大会的主要武器。用教鞭在你耳朵边或者头顶上用力敲黑板，发出巨大的响声。站在边上的被批斗对象被吓得面目扭曲一哆嗦。我们班的教鞭总是不停的断，经常发生没有教鞭用的情况——没关系，我们还有椅子腿。现在想来我很好奇经常这么砸，黑板为什么还没有碎。除了发出响声，教鞭还可以打人、戳人。没有教鞭了，就用手。手还可以扇耳光。我最恨的事情是，老师批斗我的时候总喜欢用手指狠狠戳胸部。那时我刚刚开始青春期发育，因此每一次都痛得直掉眼泪，而且觉得特别羞耻。我一直特别羡慕四班，因为他们班有个男老师。男老师不打女生，而女老师男生女生都打。

批斗会的另一法宝是抖书包。就是把你的书包打开，底朝天，在讲台上当众抖落开来。比如批评一个学生不好好学习，“看看他书包里装的都是什么东西！”于是书包里的东西被抖得满地都是。什么漫画书啊，一览无余。如果在地上发现了漫画书之类的“证据”，那么接下来一步大概是撕书，或者是用书扇耳光。我记得有个女生有次书包被抖，书包里掉出一整包卫生巾。她哇地一下就哭了。那时我们11、12岁，正是女孩子开始变得敏感的年龄。

除了批斗会之外，老师还会根据自己的心情制定一些惩罚措施。比如某次考试考得好的学生上课可以趴在座位上，考得不好的学生上课要双手背在后面坐的直直的。这种临时性的规则实在太多了，我已经记不清。

检举揭发

在拉小所有的“治理”手段中，检举揭发是我最为憎恶的。事情通常是这样的：一门副科老师（比如自然课）向班主任告状，说我们班上课的时候太吵，学生不好好听课。然后班主任黑着脸在中午放学前走进教室，发动一场抓坏人的公审大会。让同学当众互相揭发：刚才那节课谁交头接耳了，谁传递小纸条了，谁偷看闲杂书籍了。如果你主动举报他人，你就可以收拾书包回家吃饭了。被揭发的那人只能站出来挨骂，然后要留下来抄书或者写检讨——有时候一个中午都没法吃饭，下午就只能饿着肚子。我当时极端痛恨这种手段。可以问心无愧的说，我从未举报过任何人。并且对于举报了其他人的，好几天都会不理不睬。正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开始相信文革在中国有着深厚的土壤，并且从未真正远离。

人格羞辱

不要以为这仅仅是我们一个班的现象。整个学校从上到下都弥漫着这个氛围。我曾经被校长在一节校内的公开课上当众闪过耳光。她主讲作文写作。我作文写得比较好，就被拿出来当例子。本来是表扬，结果说着说着就讲到我曾经没有完成她的要求，按时上交一篇歌颂革命先烈的文章送到市里参加比赛，导致我们学校错失了一次得奖机会。她突然暴怒，给了我一耳光。当时全校高年级的语文老师就坐在下面。——多年后我立志绝不靠给人摇笔杆子吃饭时，脑海里还隐隐地想着这件事。那位校长姓董。后来我进了南外，发现新校长也姓董，我害怕了好久——那时的我心中，“董校长”三个字就是一副凶神恶煞的形象。

被要求隔离孤立某个同学。老师要求全班同学不理睬某个同学，不和他说话，不和他玩。我从没受过这样的待遇，但惭愧的说，我也参与过作恶。没办法，我胆小。我也怕被打骂。

被怀疑作弊，是很多人都经历过的。考试成绩不好，要挨骂。考试成绩好了，会被怀疑作弊。 我曾经和几个被怀疑作弊的同学一起，被拎出来安排到专门的座位上参加考试。我们的座位都是面对窗户或者教室后墙，要不就远远的和其他同学隔开。

我上大学前去过拉小一次，是为了找我以前在汉中路小学的一个喜欢的老师，汉小被撤并后，她到了拉小工作。在到二年级某班的门口，一个年轻的老师正在恶狠狠的骂一个小男生，原因是他一道乘法算错了。老师说这种题目都能算错你活该你回一年级好了。然后命令他同桌的女生帮他收拾书包。那个小女生就真的把男生的书包收拾好从窗口扔出来。老师叫小男生背好书包，用一只手拎着他的领子，要拽他下楼去一年级的教室。男生大哭，脸都哭红了，非常可怜。我当时心都凉了，6年过去了，一切都没有变，还是这样的当众羞辱，从语言到形式都一模一样……

……

后记 

在本文的开头已经说明了：这篇文章，是一个在拉小只呆了两年的、成绩还不错的女生的所看到的和经历到的事。完全是个人记忆，可能细节不精确，但绝无任何夸张。我不知道男生是不是还遇到过别的什么体罚。我也不确定是不是成绩没有我好的同学遭到的体罚更多——以我的经历看，到了六年级时，学校几乎明确宣判了一些考名校无望的学生，任他们放任自流。我到六年级时成绩有了很大提高，但受到的体罚和辱骂比五年级时更多。

我没有埋怨过父母让我转学到拉小。因为我原来的小学实在太普通，他们又实在太希望我进名校。我在拉小的两年，他们也跟着挨了不少训。——拉小的老师喜欢“带家长”。不管父母有多忙，鸡毛蒜皮的小事也要一个电话把家长叫来，在家长面前训孩子也训家长。在拉小发生的很多事情，我都没敢和父母说。在这样的环境下，一个再聪明活泼开朗的孩子，也会变得自卑、恐惧、胆小如鼠。

在拉小的两年，是我这24年人生中所经历过的最黑暗的一段时间。即使是在清华的第一年，学业压力巨大，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自杀。但是，六年级的时候，我曾经拿着一把生锈的小刀在手背上比划。我紧张又恐惧的盯着刀刃，最后觉得心有不甘——至少也该放一把火烧了学校才是。

我相信在未来也不会有比这更黑暗的时候。一是因为我已经比当年强大无数倍了，二是，在离开拉小后，我再也没有遇到过任何一个如此不尊重人的自由和尊严的地方。或者说，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并且还将继续躲避各种形式的“拉小”，努力追寻有自由有尊严的生活。

最恨别人说什么“没有拉小你就上不了南外，就上不了清华，你就没今天”这样的说法。历史无法假设，通向幸福有无数种岔道无数种可能，不是只有读名校这一条。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我不读拉小，我会是一个更多快乐、更少焦虑、更加自信的人。

                                                                              章早立

                                   06/01/2012，于美国芝加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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