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饶宗颐这样研究了一辈子国学的人,真的已经是古董了吗?
五四以降,在如何与沉重的历史与传统相处上,中国始终没有理出清晰的头绪。在传统文化面前,国人总体上表现出游移和彷徨。有人弃之如敝屣,有人想从传统中挖掘现代政治的血脉,有人甚至期待传统文化能医治西方现代文明之疾。
对于中国这个拥有漫长历史的国家来说,如何与传统相处,也关系到如何走向未来。而这一切,都取决于对传统的真实挖掘与还原。饶宗颐的皓首穷经,即是为此。
针对当下的学术研究的风气,饶宗颐说,一定要做到“求是,求真,求正”。尤其是“正”,“正”就是要秉持正直、坚持正义、弘扬正气。
饶宗颐 (南方周末资料图)
饶宗颐
(1917年——)著名国学大师,其学问几乎涵盖国学的各个方面,且都取得显著成就,并且精通梵文。和季羡林先生共称为“南饶北季”。
1935年,任教职于韩山师范学校,旋被聘为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纂修。
1952年至1968年,任香港大学中文系讲师,主讲诗经、楚辞和六朝诗赋、古代文论及老庄哲学。
1972年至1973年,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教授。
1993年,获巴黎索邦高等研究院颁予的人文科学博士学衔和法国文化部颁授之文化艺术勋章。
2000年,获香港特区政府颁授“大紫荆勋章”。
精通琴、书、画,饶宗颐却从不与人对弈。
在他看来,“下棋有输赢,做人当平和”。
已近百岁高龄的他,依旧精神矍铄。闲暇时间,尤喜润笔挥毫。
饶老好客。他在家中新辟出一个房间,定名“爱宾室”。爱宾,是唐朝张彦远的别号,饶老很赞同他的书画思想。“另一义是喜欢大家来坐,喜欢客人来。”
“万古不磨意,中流自在心”,这是饶老尤为喜欢的句子。他说,不磨就是不朽。古人所追求的不朽,就是立德,立功,立名。中流犹言在水中央、大潮之中,自在则是指独立的精神。先立德、立品,再做学问、做艺术。立足学术主流,追求博大而深远的大智慧。
南方周末:从鸦片战争到现在,西学在各个领域都是显学。无法回避的是,从哲学、历史、美学、伦理学,到政治、经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都全方位地接受了西学。国学对21世纪的中国到底意味着什么?他对人类又意味着什么?
饶宗颐:我认为21世纪应该是一个中学西渐的年代。作为现代东方的学人,应该意识到这个世纪不单只是一个东方文艺复兴的年代,更应该是东方的学术与艺术思想,会对西方产生巨大的影响。因为尤其是在中国,不少新的资料及文物出土,使得我们更知道东方文化悠久的传统,及它的世界性及普及性。
南方周末:您曾辗转海内外多地任教,其中有无您印象尤为深刻、时常念及的时期?为什么?
饶宗颐:我在海外各地任教及研究,感受最深的是在法国,他们对我国敦煌文物的保存及珍重,可以说是非常有系统及精密。在日本,对于古代及近代文物的珍视,更是值得我们效法。在日本,就算是古代传下来的一张纸,他们都有系统地记录及保存起来。这是对事物一个“敬”的观念。日本人在做事上“敬”的观念,是来自我们中国。但是,他们发展得更为尽致。
南方周末:2011年12月13日,您被推举为西泠印社第七任社长。您2012年夏天踏访位于杭州的西泠印社社址时,曾题字“播芳六合”。您觉得,这个“播芳六合”应当如何实现?
饶宗颐:我觉得西泠印社在推展中国金石学,尤其在篆刻、书法几方面,已经是做了很多。我在西泠题上“播芳六合”几个字,是希望中国的金石学,更能进一步地推向世界,使得西方能够知晓及更了解中国这一门独特的学问。
南方周末:您曾数度亲往考察敦煌、楼兰、榆林等地,并著有《敦煌本〈老子想尔注〉校笺》等一批享有盛誉的“敦煌学”著作。“敦煌学”为什么会引发您的研究兴趣?
饶宗颐:我觉得在敦煌出土的经卷之中,不单包含了宗教上的资料,其他像中国中古时代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学、艺术等方面,都蕴藏着大量的资料。其中有待研究的还有很多很多。故此,我在这方面曾经做过不少研究,我更希望有更多现代的学者能够继续在敦煌资料之中,发掘出新的研究方向。
南方周末: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去世时,您曾写过一首挽诗,最后两句“南北齐名真忝窃,乍闻乘化重悲忧”。有人说,其中似乎蕴含着您对于国学后继乏人的忧思。您如何评价中国的国学研究的现状?
饶宗颐:我并没有在中国国学研究上有缺乏后继者这个想法。反之,我觉得现今是国学研究一个兴盛的时代。因为不少新的资料像楚简、青铜器出土,而不少专家都在研究。另外,在传统经籍的整理及修葺上,国家也作出大量的支持。所以,我认为现在对中国国学的研究,正走向一个很正面的路向。
南方周末:您在诸多专业领域,都有开创之功。而当下,学术研究中开创者愈少,追随者愈多。甚至出现了学术剽窃等不端行为,您认为,学术风气的净化,需要哪些方面的努力?
饶宗颐:学术研究,一定要做到“求是,求真,求正”。尤其是“正”,“正”就是要秉持正直、坚持正义、弘扬正气。中国人自古就是最讲正气的,《易经》中是讲求“正”的,佛家也讲求“正”。只有求“正”,才能永远立足于世。
南方周末:在北大百年校庆上的发言中,您曾提到,21世纪将是中国踏上一个“文艺复兴”的时代,我们要重新塑造中华民族新时代的圣经,建立新经学。提出这些,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您认为“新经学”应如何建立?
饶宗颐:正如我刚所说,这一切都是基于现今的新资料,可以说是层出不穷。另外,对于经学研究的新方向,亦有不少学者正在努力之中。故此,我肯定21世纪将会是中国一个文艺复兴的年。
摘自《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