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宗颐认为，国学是国人的文化精华和宝库，蕴含着先哲道德关怀与睿智的核心精义。他忧心，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之下，许多知识分子过多地向外追逐驰骛，甚至不惜放弃本位文化。

踱步方桌前，满头银发的饶宗颐挥毫泼墨，行云流水间，四个苍劲而又飘逸的大字“播芳六合”写就。

“六合即为天地、世界。”饶宗颐收笔，位于杭州西湖畔的西泠印社柏堂中掌声雷动。

创立于1904年的西泠印社，是海内外研究金石篆刻历史最悠久、影响最大的专业学术团体，有着“天下第一名社”的美誉。吴昌硕、马衡、张宗祥、沙孟海、赵朴初、启功等文艺翘楚先后担任社长。百余年间，西泠印社名家辈出。

已迈入望百之年、与季羡林并称“北季南饶”的饶宗颐，2011年岁末被推举为第七任社长。2012年炎夏，他踏访孤山社址，兴之所至，欣然握笔题字。

那寄寓了厚重期许的四个字，亦是著作等身的他潜心治学历程的真实写照。

“无家可归”

14岁那年，刚升入中学的饶宗颐迎来了学业生涯的转捩点——退学。因为，学校教育已不能满足他对于知识的渴求。这是一个颇需勇气的决定，彼时，他才完成潮州城南小学的学业不久。

出身于广东潮州一个儒商之家的他，自幼便开始诵读经史、文赋、诗词。名字饶宗颐，源于父亲希望他能师法宋五子之首周敦颐。家中“天啸楼”藏书数万册，天资聪颖的少年饶宗颐徜徉其间，尽享阅读之乐趣。

两位伯父嗜好收藏，存有众多碑帖、拓本及画作，更为他习书作画创设了有利条件。学有所得的他尽显少年老成，在与书界名流书信往来时丝毫不显稚气，许多人并不知晓，通信交流之人竟不足20岁。

少年时期的广泛涉猎，为他奠定了坚实的学养基础。1932年，父亲因病溘然长逝。饶宗颐开始续编其尚未完成的《潮州艺文志》。发表之后，《潮州艺文志》填补了潮州艺文领域系统的著作实录的空白，成为研究潮州历代文献的里程碑式著作。

自此，潮学研究与饶宗颐结下不解之缘。

“假如不从地区做起，就没有办法写成比较可靠而且可以传之永久的全国性历史。”多年之后，饶宗颐仍旧在倡导潮学研究，在他看来，国家的历史研究应该从地区做起。他以外国的史学研究为例指出，大的题目研究完了，“地区的、个别的，甚至一个建筑物都可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题目”。

潮学之外，饶宗颐在众多领域皆有建树。从垂髫稚童到耄耋之年，他跋涉在浩瀚的典籍之中，将文史哲艺融会贯通，研究范围纵跨上古史、甲骨学、简帛学、经学、礼乐学、宗教学、楚辞学、敦煌学、目录学、古典文学及中国艺术史等十三大门类，出版专著七十余本，发表学术论文五百余篇。

有人诧异，为什么他的学术研究遍及各个不同领域。饶宗颐解释说，这是自己对中国文化的浓厚好奇心使然，“希望寻根究底”。

“研究人文的，就要通古今、通中外、通文化中的多个领域。”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郑炜明博士还记得，饶宗颐曾在授课时提及，“文科不同于理科，过分强调专家、专门，可能就是不通的意思。我自己就‘无家可归’。”

福地香港

香港是饶宗颐的福地。

1949年初，为了编写《潮州志》，饶宗颐赴香港查找资料。其间，因儒商方继仁先生挽留，饶宗颐留居香港，潜心学术研究，直至1979年9月。

“香港是个避风港，有这么几年的安定，很重要。”饶宗颐常把香港比作建安时代的“荆州”，二者的共性在于，都为学术发展创造了相对安宁的条件。

这个开放而自由的港口城市，给予了饶宗颐足够的包容，也成就了饶宗颐学术生涯的又一次蜕变。时任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林仰山慧眼识珠，不拘一格邀请饶宗颐赴港大任教。

借此机会，饶宗颐的研究视角得以进一步拓宽，亦有更多的机会与世界各地的学者开展交流。前往日本考证甲骨文，赴印度研究梵文，远渡重洋去法国研究敦煌学……每到一处，饶宗颐都致力于开拓学术研究的新天地。

1956年，饶宗颐发表了《敦煌本老子想尔注校笺》，将藏于伦敦的这部反映早期天师道思想的典籍全文录出，兼作笺证，阐明原始道教思想的源头活水，引发了欧洲人对于道教研究的热潮。法国巴黎大学的中国宗教学权威康德谟教授认识到了这本书的重要，将此书定为教材。“东学西渐”的历程中，饶宗颐开风气之先。

1962年，饶宗颐获得被誉为西方汉学诺贝尔奖的法国儒莲汉学奖。1993年，中学辍学的他获法国索邦高等研究院荣誉人文科学博士学位，这是建院125年来索邦高等研究院首次将此授予华人。

“做学问同做艺术，都是一个苦心，要在苦中求乐。”饶宗颐擅长于将治学的辛勤转化为乐趣。他在香港曾写了一本名为《长洲集》的诗词集，其中有82首“和阮籍咏怀诗”。创作这些，仅仅用了5天时间。那时，他携古琴一把，在长洲岛上的一位朋友家小住，边弹古琴边写作，怡然自得。“诗心和琴心是相通的”。

“香港为饶先生的学术研究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中山大学教授曾宪通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饶宗颐无疑是幸运的，安定而宽松的环境，使他的学术研究达到了新的高度。

香港成就了饶宗颐，在这里，他逐渐成为一名“百科全书式”学者，蜚声国际。而同时期的国内许多学者，有些被迫离开了熟悉的工作岗位，有些则正在“五七干校”中劳作。饶宗颐也成就了香港，有学者说：“香港有了饶宗颐，就不能说是文化沙漠。”

文艺复兴

除了学术研究造诣深厚，以及在诗、书、琴、画等方面卓有成就，饶宗颐还精习法语、日语、德语、英语、印度语、伊拉克语等6国语言文字。通谙外语，为他提供了打开异域文化之门的钥匙，他自如穿行于不同文化之间，博采众长。

“近年来，国内出现各式各样的大师，而我季羡林心目中的大师就是饶宗颐。”季羡林曾盛赞饶宗颐，“涉及范围广，使人往往有汪洋无涯涘之感，这在并世学人中并无第二人”。

但平日里，饶宗颐却对大师的称谓敬辞不受。他笑言，“大师是佛教里的称谓，我又不是佛教徒。”

“国学”一词，饶宗颐同样较少提及，他更喜称“华学”而非“国学”。在他看来，这是研究中华文明屹立于大地之上从未间断的一个文化综合体的学问，所以称为华学更为确切。

他在国际上倡导“用中文撰写研究中国学问的论文”，以免产生认知隔膜。1995年，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及泰国华侨崇圣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联合主办、饶宗颐担任主编的大型国际性中文学报《华学》创刊，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对待治学，饶宗颐始终精益求精。他的诸多研究成果，并不急于在完成后立即发表，而是细加论证、反复推敲。年方二十时，他便追根溯源写出《郭子奇年谱》，因认为文中疑点尚存，不断修正之后，时隔五十年才发表。

阔别内地三十年后，1979年9月，饶宗颐应中山大学之邀，赴广州参加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第二届学术年会，此后与内地学者交流渐频。翌年，在曾宪通教授等人的陪同下，历时三个月踏访了14个省市，参观了33座博物馆，接触到了大量的考古文物资料。每行一处，皆有著述。

此后，饶宗颐的身影开始更多地出现在内地的学术活动之中。“世界五洲已历其四，华夏九州已历其七”。

饶宗颐的女婿、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艺术统筹部主任邓伟雄博士介绍，近年来，随着年事渐长，饶宗颐较少外出，社会活动亦随之减少。

每天清晨6时许，饶宗颐在朝阳中起床，到楼下花园散步。而后，看书、治学，以阅读寻世外桃源，以学术绝世间纷扰，致虚极，守静笃。

但他亦并非埋首故纸堆中不闻窗外之事。新的学术动态、文物出土等信息他依旧十分关注。

望百之年，饶宗颐仍在笔耕不辍。在他心底，始终常存着一个关于中国的“新经学”之梦。

他说，经书是国人的文化精华和宝库，蕴含着先哲道德关怀与睿智的核心精义。然而，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之下，许多知识分子过多地向外追逐驰骛，甚至不惜放弃本位文化。此种境况下，推陈出新重建经学，带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意义重大。他笃信：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踏上“文艺复兴”的时代。“我们不要辜负地下的宝物和考古学家的恩惠。”

摘自《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