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思乐和他的生本教育

              ——记华南师范大学郭思乐教授“生本教育”实验的理论及实践
                              本文刊于《人民教育》2008年第21期
                     

几年前，一位朋友问郭思乐教授：“什么是教学？”
    郭教授回答说：“如果你告诉学生，3乘以5等于15，这不是教学。如果你说，3乘以5等于什么？这就有一点是教学了。”
   “如果你有胆量说：‘3乘以5等于14’，那就更是教学了。这时候，打瞌睡的孩子睁开了眼睛，玩橡皮泥的学生也不玩了：‘什么什么？等于14？’”
    “然后他们就用各种方法，来论证等于15而不是14。比如4个3是12，再多加一个3，是15；数一数，5 个3是15，等等。”
     这一段小小的对话，闪烁着郭思乐教授“生本教育”理论的智慧之光。
    “儿童是大自然最美好的作品”，郭思乐教授说，“我们面对的每一个孩子，哪怕是数学才考了十多分，哪怕是还拖着鼻涕，哪怕是字写得歪歪扭扭，他们都将居于今后所有事情的核心。儿童不可限量。” “我们所做的，全都要通过儿童自己去最后完成。一旦我们醒悟这一过程的必然性，就会明白教育过程的主人和主力，原来是儿童自己，我们只不过是儿童自主发展的服务者和仆人。” 由此，他提出了“生本教育”理论。其核心理念，就是高度尊重学生，全面依靠学生，把以往教学中主要依靠教师的教，转变为主要依靠学生的学。而教师则要退后，他的作用和价值，体现在最大程度地调动学生的内在积极性，组织学生自主学习。
    这，不仅仅是教育方法的转变，更是教育观念的深刻变革。
    夸美纽斯在他的《大教学论》中，这样表述其教育理想：“找出一种教育方法，使教师因此可以少教，但是学生可以多学；使学校因此可以少些喧嚣、厌恶和无益的劳苦，独具闲暇、快乐及坚实的进步。”
     “生本教育”所要实现的，也正是这样的理想。
    同一面理想之帜，把理论者与实践者紧紧团结在一起。自1999年以来，“生本教育”实验学校从最初的15所，逐渐发展到现在的100多所。这些学校由于依靠儿童自身的解放，不断出现令人激动的变化和办学成绩。
     在经济发达、处于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省，特别是珠三角地区，这一场教育变革犹如滚滚巨浪，奔腾而来。
    “生命如何伟大，我们每天在实践中都看得到”
      2006年秋季开学，广州市越秀区东山育才实验学校初一年级的第一节语文课，要学习德国儿童文学作家凯斯特纳的《开学致词》。
   走进教室之前，在李卫林老师的心里，有一些忐忑不安。
这是他第一次以“生本教育”的方式授课。此前，他曾接受过一些“生本”理论培训，也观摩过一些“生本”课堂，但他还是不免有些疑虑：“生本”要求教师放弃逐句逐段的讲解，而是抛出有价值的问题，让学生你一句、他一句地讨论，这样的课堂怎么掌控？依靠学生，他们能行吗？
    读完课文，他试着问学生：“这篇文章，最打动你们的是什么？”
    学生说：“课文里写着：‘不要把老师的讲台看作是皇帝的宝座或是传道的讲坛！老师坐得高一点，不是为了你们向他祈祷，而是为了使你们彼此看得清楚一些。老师不是教官，也不是上帝，他不是一切都知道……’为什么德国人这样看待他们的老师？而我们却不是？”
    “还有，‘不要过分用功’！这跟我们中国人也不一样！”
    “‘不要完全相信你们的教科书！’为什么我们的老师从来不这么说？”
     课文的内容让孩子们感到如此新鲜和惊奇，一会儿工夫，他们就提出了一大堆问题。
     这时李卫林提醒说：这些问题，都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有关。学生马上追问：“中西方文化有哪些差异？这些差异又是怎么造成的呢？”
     这可真是一个大问题。
     按照“生本教育”的要求，学生提的问题，还要靠学生自己去解决。于是李卫林给学生布置了一项作业：《中西文化差异之我见》，让他们以小组为单位，挑选角度去查找资料、写作，期限是1个月。
    没过几天，就有性急的孩子拿着他们的提纲给老师看，有关注中西教育差异的，有关注文化传统差异的，有关注民族精神差异的，等等。不到一个月，各小组都交来了他们的论文，每篇都有1万多字，角度各异，材料丰富，写得像模像样。
    这成为李卫林一次难忘的教育经历。他说：“在那之前，我从未想过自己的学生能有这样的水平。从那以后，我开始相信‘生本教育’。我也开始相信，学生的潜力，的确是无穷无尽的。”
    从此，他更加放手，在每节课上都组织学生自由讨论。
    教学方式的转变，带来了学生的巨大变化。出于讨论和辩论的需要，学生不仅要精准地理解课文的深意，而且“非常自觉”地加大了课外阅读量，有的甚至已经在读《中国古代哲学史》。在学校的网站上，李卫林专门为学生建立了读书论坛，他们每星期都会确定一个主题，交流读书感悟。
    事实上，很多参加“生本教育”实验的教师都在感慨，当他们真正把课堂的主体地位还给学生，真正做到全面依靠学生时，他们看到了以前想也不曾想到的、无穷的美景。
    在深圳市沙河小学，从学生字到学课文，都完全依靠学生自己。
    学生字，靠学生们之间的交流：这个字有什么特点？我是怎么记住的？许多难字，被学生自己编了好玩的故事，连老师听了都拍案叫绝。
    学课文，就以学生谈感受为主。如果一个学生能够使用精确简练的语言，引用动人的故事、睿智的名言来佐证他的观点，就会带来同学、老师的热烈掌声和由衷敬佩。那是一种非凡的成就感，成为激励他们进一步扩大阅读的力量。在一年级的时候，就有学生开始读世界名著，其涉猎之广，让老师惊叹。
    “传统上非常重视的语法教育、字词解析、段落划分等，我们一点都没搞。上课就是以学生的阅读和谈感受为主，把课外阅读内容迁移到课内来。”四年级语文教师胡梅说：“我们把充分的时间和空间留给学生，让他们大量读写、感悟，让学生直接接触语文的本真和核心。”
     胡梅也从来没有辅导过学生的写作，可是大量读写之下，“学生的写作能力甚至超过了老师”。这给胡梅带来很大的快乐，“学生的文章写得那么好，我很想找个人倾诉！”
     有一次，她把学生的一篇习作挂到网上，4天时间竟有了8000多次的点击率，还有60多个回复。更让她得意的是，很多网友在赞叹之余，都忍不住质疑：这么好的文章，怎么可能是四年级的学生写出来的！
    精彩的课堂讨论，大量的阅读，在“生本教育”实验班里成为普遍的现象。
     在广州市天河区华阳小学，四年级的学生，人均自主阅读量已达到1300多万字，相当于课标规定高中生阅读量的2倍。大量阅读带来语文知识和能力的迅速增长。在广州市小学生语文能力竞赛中，前10名里华阳小学就占了4名。要知道，全市有1000多所学校呢。
    经常深入学校，不断看到这些由学生创造的“奇迹”，郭思乐教授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动：“学生是什么？学生是一个个活生生的生命，是天作之才，是天地间多少万年发展的精灵！生命如何伟大，我们每天在实践中都看得到。”
   “每个人都有他的天赋，他的聪明才智说也说不完！教学最大的资源是孩子本身，远比那些硬件、电脑、高科技手段都要紧得多。只有当他的潜能真正被激发，学习效率才能真正提高。”
     学习的发生之处是学生。任何时候，都要坚定地相信学生、依靠学生。这是“生本教育”理论的一个基点，也是“生本教育”实践的一个出发点。

“教师的最高境界，是‘不见自我’”
  周伟锋，1994年大学毕业分配到广州四中，1995年开始上郭思乐教授的研究生课程班。郭教授的课上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去听，号称“‘生本教育’最忠实的追随者”。
    当时的广州四中，是个破破烂烂的“四类校”，他们的学生，是重点高中招完了剩下来的。作为一名数学教师，周伟锋感到自己压力很大。
   在进行用“生本教育”方法实验的第一个学期，他的学生看起来比别的班都要“差”一些：考试成绩不如别人，课堂上还“乱哄哄”的。但到了高二和高三，“学生的学习热情，根本没办法挡”，几个平行班也再不能跟他们相比。
    最后高考的结果，震惊了整个广州市。周伟锋所带的两个文科班，数学平均成绩超过了广州市最有名的重点高中，而且，全市文科数学成绩第一名、第三名和第五名都出在他班里。
   震惊之余，很多人猜测：那样的生源，取得这样好的成绩，教师还不得“拼上命”啊。
   而周伟锋的“轻松和悠闲”，却令人大感意外。
   他说：“我讲得很少，只是在关键的地方点拨一下。新课，不超过15分钟。复习课，不超过10分钟，很多时候不超过5分钟。我把很大的主动权交给学生，靠数学本身的魅力去吸引他们。”
   “提高学习成绩有很多种方法，比如反复地机械训练，也会有效果。但我们不同，我们‘生本教育’，是先学后教，不教而教。”
    “学生对于知识的掌握，是基于自己的思考，在互相启发、质疑当中进行的，他们的探究很深入。当学生在课堂上有了体会和收获，他们的学习兴趣就会空前提高。”
    事实上，周伟锋从来不苦口婆心地给学生讲解那些定理和例题，而是把“发现问题连同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的光荣”，都一并还给学生；他也很少检查学生的作业，而他们却以极大的热情，把它完成得很好……
    学生的学习成绩是值得赞叹的，但那仅仅是“能够测量”的部分。至于学生对数学魅力的沉醉、对这门学科的热爱和无尽的探索精神，以及三年来积极、自主的学习生活，却是一张试卷无法反映的！
   随后的几年，周伟锋不仅被评为“广东省名教师”（整个广州市只评了8个人，他是唯一的数学教师），还成为校长、广州市人民政府督学、市人大代表、市数学研究会会长。他社会活动很多，但一直还带着两个班的课。
    这时，有人向周伟锋提出：“你能够做到，是因为你太优秀了。我们可做不到。”
   “难道，这个办法只有我能用吗？”周伟锋在心里问自己。
    2004年秋天，他从华南师范大学找了两个成绩中等的实习生，在高一教了一个学期。每节课，周伟锋只坐在教室后面，评点一下该怎么教。一个学期之后，他们结束实习回去了。到高二，他又找了两个实习生，又教了一个学期。
    尽管三个学期中，有两个学期都是实习生在教，而学生们却已经学完了高中数学的所有内容。他们立即参加广州市的高三第一次模拟考试，成绩就超过了重点学校的高三学生。等高考时，他们的平均成绩大幅超过了全市6所重点高中的校平均成绩。
    这次“实验”，让周伟锋有了说话的底气：“连实习生都能做，还有谁是做不了的？你只要认同学生是可以自己发展的，你只要认同这一点，什么样的生源、什么样的师资都可以放开手脚去搞。”
    近几年，周伟锋在广东省内外做了不下100场报告，“不遗余力地介绍、推广‘生本教育’”。作为市数学研究会会长，他在四、五千名数学教师中施加影响，努力使他们逐步接受“生本教育”理念。以前，广州市的数学成绩在全省21个地市中排第12名，好的时候是第10名，现在却稳定在前5名，甚至前3名。
    就这样，周伟锋和他的同行们，在课堂上饯行着“生本教育”的“先学后教，不教而教”，以同样的轻松和悠闲，战胜了辛苦打拼的“汗水主义”。
   对此，郭思乐教授有一段精彩的论述。他把传统的“教师苦教”比作插秧，多少年来，农民把秧苗插得密上加密，以为付出的劳动越多，就会收获得越多。可是，这样做既折磨着秧苗的根系，又没有给它们留出足够的生长空间，破坏了秧苗自由生长的规律。于是，秧苗们拥挤着，无奈着，无法发展。
后来，人们发现了“抛秧”的方法，减少了劳动量，却保护了秧苗，给它们带来自由生长的欢快，也当然地带来了高产。
“回到教育问题上，我们一直在做着类似的事情。”郭思乐教授说，“我们的校长、家长，还有教师自己，一直以为教师做得多，是一种光荣的传统，是服务充分的表现，教育质量会因此提高。”
   “然而，当我们把知识划分得十分细密、又对学生提出十分细密的要求时，学生的思维就被局限住了。他们没有必要想什么，也想不出什么，后来是懒得想什么。实际上这就是学生对违背自然的教育的报复。他们对这种‘保姆式’的教育，并不领情。”
    那么，教师究竟应该怎样做？他的价值，又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印度哲学大师奥修把这样一句话称为最伟大的祷文：“当鞋合脚时，脚就被忘记了。”脚被忘记，是因为脚处于“忘我”状态，工作得非常好；反之，如果鞋不合脚，脚疼了，就会被时时记起。
    同样的道理，当教育适合学生时，学生就忘记了自己在学习，忘记了自己是在课堂上，甚至忘记了自己。在忘我的时刻，学生的能量就不会被教师的说教所消耗，真正出现投入和着迷的境界。
     失去多时的人的自然本性，这时会回到学生的身上。“他会像自然界的那头鹿，毛色鲜明，忽闪着黑宝石似的眼睛，处处显示活力”。平时要花几个钟头甚至几周时间才能“教”会的东西，现在也许有几分钟、几十分钟就足够了。
相反，如果教师上课的时候，竭力想收回“教”的权力，那么，他必然为自己的教学环节所计，一再打断学生的活动，或者企图以学生的活动为自己的表演服务。当学生表现出茫然和不配合时，他默默地动怒了，他偷偷地用力拉扯动作慢的学生……
    此时，鞋子不合脚了，脚就开始反对。那些自然的、和谐的、跃动的和充满效率的美，转眼间就荡然无存了！
   “教师的最高境界，是‘不见自我’。他应该是一只最合脚的鞋子。”郭思乐教授说，“他的核心任务，不是自己‘教’，而是组织学生‘学’、服务学生‘学’。他要为学生创造生机勃勃的、令学生‘忘我’的课堂。”

“我们不参加统一考试，但我们要评研”
6月中旬，各个学校都进入了紧张的总复习阶段，准备迎接一学期里最重要的期末考试。
从1999年就开始“生本教育”实验的广州市天河区华阳小学，他们在做什么呢？6月18日上午，在事先未打招呼的情况下，我们有幸听到了一节常态的“评研课”。
这是二年级一节复习长度和重量单位的数学课。头一天，学生们刚做了一份“稍有些陷阱”的习题，他们要在这节课上，重点探讨其中出现的问题。
开始的10分钟，是四人小组内部讨论，看看自己的答案与别人是否一致？不一致的，谁的对？教室里响起了一片嘈杂的争辩声，有的学生企图说服别人，有的在反驳。被说服了的，拿起橡皮擦掉了错误的答案，互相不能说服的，用红笔重重地画上红三角。
然后，是小组汇报，向大家介绍“最难做、最容易错的一道题”。
第一组，四位同学都上了讲台。他们选择的题目是：“操场每圈400米，小华跑了2圈半，小明跑了1200米，谁跑的距离长？长多少米？”
汇报的第一个学生说：“我请大家注意‘2圈半’。”他用粉笔在黑板上画了一个示意图（一不小心画过了头，他的同伴帮他把多余的擦掉）。
第二个学生：“我们的方法是，先算1200米是多少圈，1200/400=3圈，再算2圈半是1000米。1200—1000=200米，所以，小明跑得长，长200米。”
他们讲完了，由全班同学发言，进行质疑和补充。
第一个学生：“你们算得太罗嗦了，要么算3圈，要么算1000米，就能作出比较，不用都算。”
第二个：“你的1000米是怎么来的？”汇报的学生回答：“是400+400+200得来的。”他听了有些不满意：“太没有水平了！我们已经学过乘法，应该用400×2+200！”
第三个：“那么，后面的200米又是怎么来的？它是400米的一半，应该是400/2。所以，完整的算式应该是400×2+400/2。”
第四个：“要特别注意2圈半的‘半’字！我们组有3个同学都错了，只有1个同学没有错，因为我们三个都没有看到那个‘半’字。”
第二组，选择的题目是：“6个铅球共重24千克，平均每个铅球重多少克？”
汇报的同学说：“我们小组有3种答案，4克，4千克，4000克。我们也不知道，到底哪个对？”
全班同学都帮他们解决问题。第一个同学：“应该是4000克。4克嘛，好轻哦。”
第二个：“可是，难道24/4=4000吗？”
第三个：“我们也有这个问题。不过人家问是多少克，不应该是4千克吧？”
第四个：“如果人家问是多少千克，写4就够了。可人家问的是多少克，所以应该把4千克写为4000克。24/6=4千克，4千克=4000克。”
教师：“大家明白了没有？”学生：“明白了！”
第三组，题目是：“4吨+5吨〇9000克”（比较大小）。
汇报的同学说：“我填的是=号……”他突然顿住，摸了摸后脑勺：“哦，我错了，把9000克算成9吨了，应该是＞号。”
全班同学发言。第一个学生：“一定要看单位哦。多少吨一定会大于多少克！4吨不用加5吨也大于9000克！可以省好多力气。”
第二个：“除了要看单位，也要看数字。多少‘吨’不一定大于多少‘克’。如果是9000000克呢？不就等于9吨了吗？”
第三个，慢吞吞地：“要先看单位，再看数字。不要着急，慢慢在心里算，然后再写上去，就不会错了。”（掌声）
第四组：题目是：“30米／5＝（ ）分米”。
汇报的同学：“这道题，是有一点陷阱的！不要以为30/5是6，就在后面填6，要看清后面的单位是分米，所以要填60。”
组里的同学总结道：“从小单位到大单位要减去1个0，从大单位到小单位要加上一个0。”
全班同学发言。第一个学生：“你说的不完全对，从毫米到米是1000进制，要减掉3个0。”教师：“你的反对很有价值。”
第二个：“有的是10进制，有的是100进制，有的是1000进制。要看清是哪种进制的。”
第三个学生要发言，教师说：“如果重复就不说了，好吗？时间不多了。”学生不慌不忙地：“我跟他们不一样。我这样算的，30米是300分米，300分米/5就是60分米。”教师：“好棒！”（热烈的掌声）……
临下课，教师说出了她整节课最长的一句话，她说：“今天这节课，同学们讲得特别清楚，谢谢你们！”
执教这节课的，是年轻的数学教师赖艳。她说：“我们的学生从一年级到五年级，都不参加统一考试，但我们要‘评研’。”
在这样的“评研课”上，学生们相互质疑，自我纠错，每个人都有他的思考。你看，孩子们自己列举了产生错误的种种情形，又通过辩论一一去否定它。任何逻辑上的漏洞，都逃不过他们敏锐的眼睛。而他们的老师，只需站在一边，看他们操着慢条斯理的可爱童声，一点一点地去逼近真理，那是一种何其美妙的境界！
不考试，却产生了比考试还要高的效益。六年级毕业考试，华阳小学学生的数学平均成绩达到了惊人的98.9，几乎到了不失分的地步。由此可以得知，他们在日常的“评研”当中，是怎样扎实地夯下了知识的基础。
“评研”的理论基础，是郭思乐教授的“新错误观”。
他说：“儿童获得的东西，有许多是在他们自己的探索之下获得的。这种探索需要一个过程，当然也会犯不少错误。发现错误，改正错误，就激发了思考。正是在克服错误的过程中，儿童获得了真知。”
“传统上，我们总要求学生的认识‘一次性完成’，这并不符合他们的认知规律。‘生本’的学生，我们给他这样的机会，使他们的认识，可以通过多次或长期地反复式提高来完成。我们给学生足够的时间，让他们逐步地去感悟。”
还记得牙牙学语的孩子吗，他们有时候会犯一些令人发笑的错误。比如：他学着别人的口气，认真地把自己的爸爸称为“你爸爸”。这时，他会惊异地发现，周围的大人们发出一阵善意的哄笑，或许还有一个温柔的手掌，拍一拍他的脑袋。
没有谁会生气、发火。我们都知道：这点错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过不了多久，这个走起路来还跌跌撞撞的小不点儿，就能学会全套的、精准的、完美的母语，他自然会排除自己的错误而趋向正确。哪怕他说话比别人晚上个一年半载，我们也不会着急。因为我们相信，他迟早能够学会，不过是略晚一点而已。
然而，一旦孩子上了学，我们就失去了原有的耐心。我们开始否认孩子之间的差异，强行要求他们在同一时间，掌握相同的东西。我们变得着急起来，期中考，期末考，月月考，一旦学生出了差错，那些曾经的善意哄笑和温柔手掌，竟变成了严厉的斥责和无情的鸡毛掸子，让学生心寒胆颤！
我们为什么不能允许学生有一段相当笨拙的学习过程，不能允许错误的出现呢？
“评研”，正是体现了对儿童学习人格的尊重，为他们提供了“出错”和“改错”的机会。为此，郭思乐教授多方奔走，为“生本教育”实验学校争取特殊政策：在非毕业年级，学生一律不参加统一考试。
“如果对蒸馒头的过程实行‘开盖主义’，不断地开盖窥视，馒头反而蒸不熟。”他说，“所以，我们要以最大的耐心，等待……再等待，最后，收获一锅熟透而美味的馒头。”
“学生快乐、美好的学习生活，是德育的真正基础”
1999年，周玉娥被任命为华阳小学校长。当时，她的心里有些不情愿。在广州做了多年的教育工作，她明白那是一所“很麻烦”的学校！
学校建在一片泥巴地上，教学楼四处漏雨。这些倒也罢了，问题是他们的学生都来自附近的城乡结合部，生源复杂，学生很难缠。
果然，上任没几天，就有老师来找她，说班里的孩子跑掉了好几个！周玉娥只得陪着老师四处寻找。在学校附近的一个游戏机室，他们一下子抓住了4、5个。周玉娥“火得要命”，她跑到派出所，强烈要求“端掉那个害人的游戏机室”。
可是，等冷静下来，她又想：就算把这一个端掉了，又怎么能保证孩子不去其他的游戏机室呢？问题的关键，还在于要用更有趣的事情，把孩子吸引在课堂上！
“我从班主任一直做到校长，做了几十年。我知道要让课堂吸引住学生，会有多么难。”周玉娥说，“那么多年我一直在彷徨。我探索过很多教学实验，都不能奏效。于是轰轰烈烈开始，悄无声息结束。”
“直到我遇到‘生本教育’，我被它深深打动了。我想，这就是我一直在寻找的那条道路！”
1999年秋季，华阳小学成为“生本教育”第一批实验学校。如今迈进第10个年头了，学校由一所普普通通的学校，一路评上“市一级学校”、“省一级学校”。而孩子们的收获，就更加令人欣喜。
“以前，我们认为孩子每堂课的注意力只有15分钟，其实，那是被动灌输的结果。对孩子来说，那样的时间，1分钟都嫌多。”周玉娥说，“现在的‘生本’课堂，唤起了学生的热情，他们经常拉着老师不让下课。”
在课外，以前是老师布置大量作业，学生厌烦不已。现在，作业极少，腾出时间给孩子大量阅读，预习。别看孩子们整天忙忙碌碌，他们的心，却是快乐的。他们到处查找资料，甚至在被家长勒令睡觉之后，还偷偷地躲在被窝里看书。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在课堂上实现自己的“成就感”。
俗话说：“无事生非”。这个词，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为：没有正事做，才去招惹是非。只要学生有了更热爱的事情去做，就再也无暇光顾游戏机室或者网吧，他们自然而然地，与那些地方彻底决裂了！
“学生快乐、美好的学习生活，是德育的真正基础。”这是“生本教育”理论对于德育的一个基本观点。
郭思乐教授说：“产生德育问题的一个重大根源，是由于教学不当而造成的学生厌学、受压抑、无心向学。反之，当学生对学习充满热情，意气风发、努力向上时，德育工作就有了一个十分良好的基础。”
他对于德育的另一个基本观点，是“学生美好德行的建立、人格的建树，不能依靠外在的说教，而必须依靠学生自身的体验和感悟，必须经过学生的内化去实现。”而生本教育的学生自主的课堂和与之相连的生活实践，就成为学生获得真善美、涵养德性的经常性的，最自然、有效的方式。
上个学期，东山育才实验学校的初一学生汤梓欣和同学们，一起学习了鲁迅的《风筝》。“小组讨论时，我和我们小组的另一个同学，对作者的写作意图产生了意见分歧。”班级讨论时，班上的同学分成了两派，她们两人各领一派，辩论很激烈。
“下了课回到宿舍，我们也没有停下，各自搅尽脑汁、引经据典，一直到晚上10点半熄了灯，还在压低了声音争论。”第二天一早，争执不下的两人“互相拉扯着”，找到她们的老师，希望老师给分出个是非曲直。
“可是，老师并没有评判谁对谁错。”汤梓欣说：“他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有他独立的观点，很多时候，我们不能说服别人，也不能被别人说服。要学会容忍不同的观点，因为每一个观点都有它独特的角度，是值得尊重的。’”
这番话，让汤梓欣内心受到极大震撼。她说：“那一刻我突然明白，问题要从不同角度去考虑。不同的观点，不是‘非对即错’，而是可以和谐共存。”
对一个初一的学生来讲，这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认识啊。
建立在小组、班级自由讨论基础上的“生本”课堂，由于深刻、强烈地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所以，能够充分展示他们真实的天性，既有淳朴、自信、进取、团结的一面，也使狭隘、易冲动、情绪化的一面暴露无遗。
所幸，学生德行的养成，与他们知识的形成相类似，都具有自我纠错的特征。而生动活泼的“生本”课堂，恰恰为学生提供了一个自我改变与提升的有利环境。
东山育才实验学校初二学生江佳育，谈起她班里的讨论，有自己的感受：“讨论就避免不了争论。开始，谁的嗓门大，谁的观点更偏激，谁就更容易受到同学的注意和支持。这样的争论，最后经常演化为人身攻击、吵架，甚至拍桌子打板凳。”
“可是后来我们发现：有些同学，虽然声音不高，但他们不说干巴巴的大道理，还会引用一些能打动人的材料，尽量让语言更优美，他们逐渐争取到了更多的支持者。而那些不偏激、更理性、更新颖的观点，也更容易服人。现在，我们都在向这样的风格靠拢。”
从表面上看，这是辩论技巧的进步，从本质上看，却是学生观察与思考问题的立场发生了变化。他们正逐步摆脱自己的偏激、狭隘，学会容忍与克制，走向理性和成熟。
“在‘生本’课堂上，我们不仅看到学生对同伴的真知灼见由衷的赞美，也看到他们对不同意见的理性质疑。这表明，他们拥有宽广恢弘的气度。”郭思乐教授说，“其弦歌雅意，天籁心声，令人欣喜。”
他说：“事实上，学习生活作为学生生活最基本、最核心的部分，是学生形成美好德行的摇篮，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学生德行的未来走向。社会对学生道德成长的要求，要借此才能实现。”
“我们的野炊，为什么不能‘生本’一些呢？”
去年秋天，广州市骏景小学要进行一年一度的秋游。有老师提出来：咱们给孩子组织一次野炊吧！想想看，孩子自己煮饭、烧菜，享用自己的劳动果实，多么有趣。
可是，野炊要生火、用水，还免不了动刀，样样都是不安全因素啊。陈武校长和老师们合计来合计去，觉得太难。就在决定放弃的那一刻，陈武的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我们的野炊，为什么不能‘生本’一些呢？”
骏景小学是一所成立不足5年的新学校，自成立之时，就开始进行“生本教育”实验。“生本教育”给学校带来了积极的课堂、欢欣的师生。学校也很快成为“广州市义务教育规范化学校”，不久前，还被评估为“被社会认可的好学校”。
那么，在课堂之外，学校的其他方面，可不可以“生本”呢？
陈武校长和老师们决定，就从这次野炊开始，试一试！
按照“生本”的原则，应该把老师“事无巨细的交代、细致入微的安排”，都转化为学生的思考、研究和自主决定。于是老师们都在班级布置了“研究任务”：“要野炊了，请你告诉大家，应该准备些什么？怎样分工？注意些什么？”
学生们很快行动起来。他们调动起自己所有的生活经验，在互相讨论、质疑、补充当中，一份份关于安全、分工、日程等各方面内容的“野炊预案”出台了。
五年级3班的“野炊使用刀具注意事项”，就是其中的一份：
1.刀具是很锋利的，能不用就不用，例如蔬菜之类的完全可以用手撕的。
2.实在要用刀，一定要小心再小心。切菜时，不要把手指放在刀具的正下方。
3.不要拿刀来玩，也不要挥舞刀具。
4.妥善保管好你的刀具，不用时放在背包里。
5.切记：使用刀具时，心急可能会酿成大错。
6.如果被刀切伤了，马上用干净的水清洗伤口，再用创可贴止血。
最后，祝大家野炊愉快！
在随后召开的全校大会上，由学生们登上讲台，代替校长和老师进行了周密详尽的“安全教育”。孩子们告诉大家，应该怎样用刀，怎样用火，怎样注意周围的危险事物，比如水塘。而老师们，只是坐在台下，倾听，微笑。
野炊的日子终于到来了。出发的那一天，孩子们抑制不住心中的激动，他们欢呼着、雀跃着，因为这是第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野炊！
事实证明，他们的预案非常有效，整个活动热火朝天却又井井有条，之前最担心的安全问题，也没有出现任何纰漏。
当然，以孩子们有限的生活经验，还不足以应付所有的情况。
有一个班，当炒菜的铁锅在火上烧得滚烫的时候，他们才想起来：哎呀，怎么忘了带一块垫手的抹布！眼看锅里的菜都要发黑了，孩子们急得团团转。有个男孩急中生智，从地上捡起一根木棒，串起铁锅的两个耳朵，把锅端了下来。他的“英雄行为”，引来一片欢呼。
还有几个学生，当他们得意地把“烤好”的鸡翅端给老师的时候，突然懊恼地发现，还有一些血水顺着肉缝，慢慢地流出来……
多少日子过去了，那些小小的插曲，还一直是学生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这次野炊，是我们学校管理工作的一个里程碑。”陈武说，从此“生本”理念在他们学校，由课堂教学延伸到班级管理和学校管理。
他们把所有能依靠学生做的事情，都交还给学生，放手让他们去做。
学校甚至把原来用于书写校训的、全校最显眼的一面墙，都还给了学生，作为他们自主创作的“涂鸦墙”。现在，那里是最受学生欢迎的地方。
有一次，学校里进行“装饰教室创意比赛”，当班主任刘迅老师把这个消息告诉学生时，他们却认为：“我们的教室已经装饰得很漂亮了，为什么还要推倒重来呢？太浪费，又不环保。”刘迅虽然觉得放弃比赛有些可惜，但是，“既然学生说得有道理，为什么不尊重他们的意见呢？”最后，他们还是放弃了比赛。
“与在课堂上一样，‘生本’管理的基点，是要充分尊重学生的立场、想法。”刘迅说。
参与“生本教育”实验的不少学校和教师，都自然地把“生本教育”理念，迁移到他们的管理工作当中，郭思乐教授高兴地说：“我们有大的原则，但在具体实践中，校长和老师们做了很多创造性工作。”
东山育才实验学校的李卫林老师，也是一位班主任。他对于如何做好班级管理工作，有自己的思考。“其实，以前我们下了很多功夫去管的事情，都是学生本身的需要，比如自习课保持安静，教室与宿舍的整洁等。我们管得太多，反而让他们把自己的需要忘记了。”
就像那个有名的故事，有个老人因为受不了孩子踢球的喧闹，就付钱给他们。当老人一点一点减少所付的钱时，孩子们说：“就这么一点钱，我们才懒得给你踢呢。”从此放弃了这项曾经让他们那么快乐的游戏。
“我们不就在做那个老人吗？我们惯常的管理方式是，‘做好了加一分，再做好一点加两分，做不好就扣分’，把学生天性的需要变成了分数和奖惩。‘生本’管理就要把他本身的需要给回他。”
于是，李卫林让学生自己去讨论，去制订规则：“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环境，应该怎样去保持？”“在班级里，什么行为是受欢迎的，什么行为是让人讨厌的？”
经过讨论，学生们认为，“脏乱和嘈杂是让人难以忍受的”。所以，他们一致同意：不能在自习课时大声讲话，不能乱丢东西，也不能把零食带到教室来吃，因为“味道太大会影响别人”。谁违反规则，就会成为“令人讨厌的人”，遭到大家的“白眼”和“指责”。
李卫林说：“以前，是我要求他们去做，天天在耳边喊，他们还逆反，跟我对着干。现在是学生自己要这样做，效果当然不同。我很少去督促他们，可他们自己做得很好。”
“生本”式的管理，让老师从繁重琐碎的日常事务中解放出来，也让学生摆脱了无休止的“说教”和“唠叨”。学生尝试着“做自己的主人”，这让他们对老师心生感激与热爱。师生之间的关系，因此变得更加健康、和谐与亲密。
在广东，乃至全国，“生本教育”呈现了良好发展之势。
博罗县，广东省的经济欠发达县。罗阳镇一中，博罗县最薄弱的初中之一。前几年，在全县45所初中里，他们的综合排名是倒数第3、4名。校园只有17亩，是县城最差的；生源被称为“箩底橙”，意思是挑剩下的、又青又烂又酸的“货底子”。
数学教师林东平记得，当年的课堂，他要把大部分精力用于维持纪律。有一次，几个学生“大闹天宫”，他忍无可忍，对那个闹得最凶的学生说：“你不听讲可以睡觉，不要影响别人！”而学生则毫不客气地回敬：“个个老师都让我睡……我哪里睡得了那么多！”
就是这所学校，2004年进行“生本教育”实验后，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成绩。2007年，学校在全县一跃而为第7名。这两年，每到招生季节，校长陈留明都要关闭手机，“躲避蜂拥而至的家长”。
博罗县教育局局长陈锡坤说：“‘生本教育’在这样的学校取得了成功，很有说服力。”2007年，县教育局决定把“生本教育”推广到10所小学、10所中学；2008年，又推广了10所小学，10所中学。
在博罗县那些偏僻的山区，孩子们打着赤脚、脸上还粘着泥巴，但他们却与城里的孩子一样，因为“生本教育”而焕发出生命的活力。
2002年，“生本教育”实验进入香港，2005年，进入澳门。
2007年，在广东省教育厅的直接推动下，“生本教育”实验开始在全省的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中开展，首批学校有15所。
        2008年，“生本教育”北上江苏、江西、北京等地，一批实验学校相继涌现。
    对此，郭思乐教授感到自豪。同时，他又不满足，他还要把事情做得更好。
     这位戴着宽边眼镜、语调平和的斯文学者，胸中自有丘壑。他说：“我们要用生动的实践，告诉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我们的人民：教育可以这样简简单单地来做，但学生能够学得无限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