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见手的推动 从铁匠到博导 ——看不见手的推动 作为教育部高等学校高职高专经济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和上海交通大学的教授、博导，我身上肯定也有学者的儒雅，可是，说起来令人难以置信，我这个教授不是由好孩子起步，从学校逐级升上来的，而是从鲁莽、骠悍的小铁匠起步，在工厂里跌打滚爬了十一年才回到学校里的。我不相信这是个人努力的结果，因为比我努力的人不知有多少，但是，能够完成铁匠到教授的跨越的人毕竟鲜有所闻。所以，我感谢上苍，如果冥冥中没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在那儿推动，我怎么也走不到今天这一步。当然，没有我的努力，上苍也不会如此眷顾我，所以，我们既要脚踏实地持续不断地努力，又要象康德那样，敬畏头顶浩瀚深邃的星空。 一、好孩子，坏孩子？ 在我16岁进工厂当铁匠的时候，我的表现就可不是好孩子或坏孩子所能够概括的，或者说，我身上同时兼有好孩子和坏孩子的许多品德。如果说，热爱劳动和认真学习是好孩子的美德，那么我的这个美德的高度甚至是一般好孩子所达不到的，如果说不听话捣蛋是坏孩子的表现，那么我不良表现也超过了一般的坏孩子。 我是怀着非常虔诚的心情，进入工厂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我很想用汗水来洗刷上一代人给我留下的耻辱。所以，我每天都提前一个小时进入车间，做好各种班前的准备工作。因为早班7点上班，所以我要6点到厂，离家时5：30。夏天做到这一点问题还不大，冬天的早晨就很不容易了。请想象一下，天还没有亮，昏暗的路灯照在一个身高不到1米70的少年身上，他每天都在这个时间，沿着固定的路线，在几乎没有人的街道上匆匆地走上半个小时，从那张稚气未退，睡眼惺松的脸上可以看出，他是酣睡着从被窝里钻出来。今天这样未成年的孩子在这个时间肯定睡得正香，即便非得起床，也少不了父母的哄劝、嗔怪，我当年却完全没有这样的福分。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心里禁不住有些酸酸的。可当时的我竟然走得那么雄赳赳，气昂昂。 锻工，即便在当时的情况下，也是最艰苦的工种。我们一年四季赤膊穿着厚厚硬硬的白帆布工作服，冬天外面再套一件棉袄，但仍不足以御寒，我们就像烙饼那样站在炉灶面前，转来转去烤火。一旦开锤锻打，我们就要把棉袄脱掉，后面还要打开一个很大的鼓风机，然后，就是“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夏天车间的温度不止50度，我们不是流了几身的汗，而是整个儿泡在汗水中，下班后必须用开水浸泡工作服，否则，第二天，这工作服就像蛇皮一样，穿在身上又滑又凉又臭。我的很多工友，包括我都发过像赤豆一样大的痱子。锻工的艰苦还在于它的繁重和危险，我们经常要将百多公斤的铁搬到炉灶里，烧红后再翻来覆去地锻打，我们做的每一个动作几乎都要咬紧牙关，用出吃奶的力气，所以一天活干下来，最酸的居然是腮帮子。锻打时锻件表面的氧化皮会飞溅起来，像小指甲那样大通红的氧化皮常常会钻到我们的领子里和鞋子里，空气中会弥漫着一股人肉烧焦的味道，与猪肉的味道还真差不多，这时我们还得咬着牙挺住。如果，此时我们放下钳子去处理这氧化皮，在汽锤的锻击下，失控的锻件就会弹跳起来造成更大的危害，所以我的脖子、肚子和脚上至今还留着许多烫伤的疤痕。 我们在工作的时候要戴上长筒的猪皮手套，里面还要衬上一幅纱手套，我的工友还要用一把浸湿扫帚挡在锻件和手之间，尽管如此隔热保护，我们的手上膝盖还常常会被锻件烘烤出比蚕豆还要大的水泡，这种水泡不是瞬间烫出来的，而是在几分钟内慢慢地炙烤形成的，其痛苦之程度远超过瞬间的烫伤。这些皮肉烫伤还不算事故，真正的事故是要伤筋动骨的，我们一起进厂的小伙伴，有手指头打掉，腮帮子打穿，脚骨头压断，我几乎是最后一个出工伤的。在我工作第五年的时候，一位师傅的锤子打偏了，铁末子飞了出来，打断了我太阳穴上的小血管，鲜血涌了出来，捂都捂不住，半件工作服都湿透了。尽管如此，我还是自己选择了当缎工，因为我进厂时被分配当轻松和安全得多的砌炉工，但是，我更喜欢汽锤的轰鸣，锻工的豪爽，集体操作的痛快和干净利落，然后想方设法当上了锻工，为此许多人都笑我是个大戆大。 我真的对锻工职业很有感情，它不仅表现在我当年自主的职业选择上，而且反映在我以后的生活中。有一年我和太太出去玩，经过一家锻铁厂，汽锤的喷气和打击声竟然使得我气血翻腾，血脉偾张，我在这个车间门口驻足良久，太太叫了我好半天，我却久久不肯离去。我还要把儿子带到锻工车间去，让他看看上一代人对待艰难困苦的气概，以及从艰难困苦中走出来的历程。二十多年过去了，在我梦中出现最多的竟然是我还在车间内打铁，我还是那个满脸油腻、一身臭汗的小铁匠，在那汽锤轰鸣声中，欢快地和吆五喝六地锻打着烧得通红，柔软得像面团一样的锻件。当然，我没有陆游、辛弃疾那样“梦回吹角联营”和“铁马冰河入梦来”的气概，但是铁匠生涯入梦的豪迈却颇有相似之处。 19 岁时我担任了生产组长，或者叫上手师傅，指挥12个工友进行生产，我的技术和速度直接关系到工友们的工作效率，这就是后来工厂不同意我考大学的主要原因所在。我们还时常进行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最长的劳动时间是从星期四下午三时上班，一直干到星期六下午三时的交班，连续48小时，没有休息，也不睡觉。在此期间，我的工作往往是没有人替换的，因为以我为主每分钟可以锻打4个法兰圈，换一个人可能连一件也打不下来。所以干得最紧张的时候，我在不停地干，旁边有专人给我喂水喂食物。前不久，我们几个工友聚会，有个工友回忆说，有一次你站在那里喝水时睡着了，水顺着嘴角淌在胸口上，湿了一大片。她是笑着说的，我的眼眶却有些热了起来，不知是因为可怜当年的我，还是为自己当年的革命干劲所感动，我几十年没有流过的眼泪差点没有涌了上来。当时，这样努力工作的不是我一个人，而是我们这个群体，今天的年轻人可能不会理解，我们这代人竟然能淳朴、憨厚，不计名利到这种程度，我们当时这样忘我地工作都是义务的，除了值2毛7分的一顿夜餐以外，一无所有。 我当时不仅干活干得热火朝天，读书也读得废寝忘食，我们那些年轻人不知从哪里搞来许多禁书，然后相互借阅。我当时读过几乎所有的世界名著，如《战争与和平》、《猎人日记》、《上尉的女儿》、《夏倍上校》、《基度山恩仇记》、《拿破仑传》还有《鲁迅全集》前后十卷、《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党内高干读的《文史资料》、《赫鲁晓夫主义》等等，许多书都是反复研读的。工余时间我还将《古文词类篡》、《中华活页文选》中的文章抄在纸上，然后在缎件加热的时间，仔细阅读和反复背诵。其中一些名篇、名诗词至今还能背的上来，可以肯定地说，我今天的文学功底就是当年在打铁的时候积累的。 除了读书以外，我还每天写上7-800个字的文章，记下读书的感想，发表对各种事情的感慨，甚至议论时政。大概很多人年轻时都有这样做过，但是，能够坚持写上十年，一天不断的人则比较少见，而我恰恰是这不多见的人中的一个，即便在我非常忙碌的加班加点期间，我也一定会在第二天或第三天把没有写的文章补上。说起这个习惯的开始也非常好笑，因为我当时少不更事，自恃伶牙俐齿，老是在嘴巴上寻衅滋事，每每将人家说得一楞一愣，反应不过来，就摇头摆尾，扬长而去。有一位比我年长的工友说，你只是嘴巴老，会写文章吗？我试了一下，果然不行，于是下决心写了起来，而且一直没有中断。后来，我的朋友受到了冲击，事情都与我有关，我准备与他们一起与当时的领导抗争，为了不给人家落下把柄，就把写了整整十年的十多本黑面抄练习本丢到炉灶里烧掉，并且下决心“金盆洗手”不写了。因为当时的“文字狱”也实在是太恐怖了，许多反革命集团的罪证就是从日记中找出来的。大概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没写，我的手又痒得厉害，为了自我保护，我选择了写读“三国演义”的笔记来，谈古不论今以免找麻烦。偶然朋友看见，他们赞不绝口，我又骨头轻了起来，一发不可收拾写了6-7万字。考上大学以后，我的这本“三国演义”笔记被复旦新闻系的朋友借去，并在他们系里流传了好几个月，追讨了很多次才收了回来，可见该笔记文字之漂亮和思想之深刻了。正是当年这样持之以恒的锻炼文字，极大地促进了我今天科研论文的写作。 如果仅仅从工作和学习上判断，大概比我更好的孩子不多了，即便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也应该得到领导的信任和提拔，可我却一直是个“利用对象”，不能入团入党，当基干民兵，不能推荐上大学。当时，我也感到非常委屈，愤懑，总觉得领导待我不公，是他们没有很好地执行“给出路的政策”。现在回过来想想，这种看法也有失偏颇，领导也是人，他们不会喜欢像我这样捣蛋和不听话的孩子。即便我生于“红五类”家庭，根正苗红，工作学习很好，也很难得到领导的赏识和器重，因为我确实做了一些令领导很头痛，令大人很不放心的事。 有一次我从一个朋友那儿借到一本手抄本“第二次握手”，尽管这本书今天看起来不怎么地，但在，当时则无疑是文化沙漠里的一朵小花，我在感动之余，让一个朋友又抄了一本，并且还写了一篇后记“狗尾续貂”。传抄手抄本在当时是很犯忌的，不小心就有牢狱之灾，我不仅敢抄、敢传，甚至还敢写，这就足以说明我在其他方面的大胆和孟浪了，这也正是领导要把我当作“另类”的重要原因所在。不过，平心而论，我的这篇“狗尾续貂”还真写的非常漂亮，许多人读完这本手抄本时没有掉泪，读了“狗尾续貂”眼泪掉了下来。有几位女工对我这么说，开始我没有作声，内心的得意劲就甭提了，终于有一天，我实在憋不住了，得意地说，这篇文章是我写的，她们怪我骗了她们的眼泪，竟然要联起手来教训我。 一年后公安部开始查手抄本了，“第二次握手”名列反动书的第一本，我这本手抄本引起宝山区公安局的关注，我们工厂建立了专案组，很快就查出源头在我这儿，当时的定调还比较客气，只要我把来龙去脉讲清楚，就没有我的事了。可我不能这么做，因为借手抄本给我的朋友在争取工农兵推荐上大学，如果我把他交待出来，他的前途可能就完了。所以，我对专案组说，手抄本是我捡来的，后来丢失了。我想对专案组来个死不认账，当时的专案组并不受无罪推断的约束，他们不需要我认帐，就宣布将我和替我抄书的朋友隔离审查，我也非常张狂地对专案组说：我要把你们隔离室的底坐穿，看你们能奈我何。在以后隔离的两天内，我一方面心里非常担心和紧张，因为，我再不交待就有可能升级为拘留；另一方面，我仍然非常桀骛不驯，我不仅争取我的看守的同情，还当着全厂领导的面，将另一位看守臭骂一顿，因为，他对我那位抄手抄本的朋友很不客气。我本来对我那位朋友说，你把我交代出来，你就可以解脱了。他说不行，要坐牢一起去。我不能不臭骂那位看守，给代我受过的朋友些许抚慰。 我当时在工友中很有影响，新进厂的工人甚至以结识我为荣，他们会送给我年历片等小礼品，在我隔离审查的时候，也有很多工友会送我各种吃的。隔离我这样的“人物”对生产秩序的打击非常之大，到了第三天全厂实际上停工。此时专案组找我谈，我说，首先解除隔离审查，其他都免谈。其实向我提供手抄本的朋友已经给我来信，告诉我他已经被追查到了，我们把他交待出来已无大碍。但是，我们当时年轻，还很要争面子，于是把事情搞大了。厂领导承受着完成生产任务的压力，不得不解除对我们的隔离。在我们两个人走出隔离室时，许多工友正坐在一个民兵训练用的模型坦克上纳凉，看见我们两个走出来，他们都站起来，用当时一个家喻户晓的电影“创业”中的台词欢呼道：总的感觉是解放了。我们也挥起手来，好像变成了很了不起的人一样。 在这一瞬间，我好像达到了人生辉煌的顶点。在我以后的人生道路上，爬上过比这个显赫得多的“山峰”，譬如考上大学，博士毕业，评上博导，但是，我的成就感都没有超过那个瞬间，这大概可以说明，我很有些独立个性，甚至很有些草莽气质，尽管我一直在读书学习，改造世界观，但是，这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我的秉性，不管我怎样夹紧尾巴，有尾巴就一定要暴露出来，这就使我很不为当时以听话和顺从为主的领导所接受和容纳。 二、漫漫求学路 读大学一直是我的强烈愿望，有一次我去上海交通大学听报告，看见几个年轻人在校园里读书，我就想如果今生能够读上大学，那就没有什么遗憾了。可是，以我当时这样的家庭背景，加上我的秉性，不管怎样努力也无法获得工农兵推荐上大学的资格，所以我只能扼腕叹息，徒唤奈何。当然，令我没有想到的是命运待我如此优厚，二十多年以后，我会以教授的身份再走进这所梦寐以求的名牌大学。 77年恢复高考后，我刚开始做的大学梦就被粉碎了，因为我这个手抄本事件上了机电一局党委的简报，我的档案里有这麻烦的纪录，当时的问题还没有说清楚，所以错过了报考的机会。78年的考试，我很有些患得患失，犹豫不决，一怕年纪大了，学校不会要26岁的人了；二怕考不上大学丢份，因为工友们认为我很行，如果考不取的话，很容易被人家说成是浪得虚名。二次考试使得我身边许多朋友变成了大学生，我的压力越来越大了，终于我的一位工友约我一起考大学，我也拿起了复习课本。尽管如此，我还是很心神不定，有许多人劝我不要考，他们说像我这种秉性的人在大学里很可能成为右派，毕业后也会被分配到外地去。车间领导怕我走后最大的一台设备会停下来，所以他们劝我不要考，给我2%的加工资名额，小日子可以过得满滋润。我却一直在考得上考不上，会怎样丢份上患得患失，所以尽管我每天在工余时间看书，心却惶惶然不知所往。 这时工厂对锻工进行高温体格检查，我被查出患有心肌炎后遗症，已经不再适合当锻工了，车间主任对工会主席说，我们这里已经靠不上他了，让他去考吧。同时，我收到一位南京朋友的来信，他说，你是我们朋友中最优秀的，你不下决心考大学，连他都感到耻辱。这么一来，我的退路被切断了，争强好胜的慷慨之气也被激发了出来，我终于定下神来认真读书了。这时，我住在厂里，每天六点起床，读书到7：30吃早饭上班，做好准备工作后，在炉灶锻件加热的时候，继续读书和做作业。尽管，当时车间领导已经不安排我打铁了，但我看别人干活不顺眼，因为，看不会干活的人在那里折腾，比自己挨揍还难受；再加上我的心脏确实很特殊，不汗流浃背，精疲力竭就感到压抑和难受，所以我仍然是实际上的生产组长，于是，我的相当一部分复习是在工作的间隙时间完成的。那年夏天，厂团委的一位女孩子找我去开会，我正光着膀子，甩掉鞋子在做作业，她的小辫子在窗前闪过，我赶紧起身找鞋子，穿衣服，别提有多狼狈了。考试前车间领导给了我一个星期的假期，实际上就是3天复习，3天考试，我在整个考试期间也就用了这3天的停产复习时间，前不久我在整理旧物，发现我居然还有不止一个月的调休单，如果当时把调休全部用掉的话，我的考试成绩可能会更好些。 在我复习迎考期间，就有位识字不多老师傅预言我一定会考取，我对自己都毫无把握，他居然言之凿凿，非常肯定。他的故事在我调到石化总厂那天就听他说过了。那一天晚上，他在值夜班，抓住了一只海滩上迷路的海鸥，早上这只海鸥逃掉了，接着报到来了个海鸥。这个旧话重提，他又加上一句，那个飞掉的海鸥说明这个海鸥也会考上大学，离开金山。我知道这位老师傅的话是无稽之谈，但有时姑妄听之，居然也会增加一点信心。终于考试成绩揭晓了，我的成绩不仅超过了普通大学的录取线，甚至远远超过了重点大学的录取线。我打电话给我母亲，她是高中毕业班的班主任，她在电话中就说，这怎么可能呢？我的学生一直在读书，没几个考取的，你有十多年没读书了，怎么能考取呢。不可能的事就这么发生了。 1983年我从上海财经大学毕业，分配在电大工作，这时我意识到，没有研究生学历，当个大学教师会有问题的，所以，我又开始了准备研究生考试。在这两年中，我既要熟悉电大的工作，又要给学生上课，还要结婚生子，忙得不亦乐乎，值得庆幸的是，我的研究生考试也一举成功。研究生毕业后，我想去美国留学，所以准备托福、GRE的考试，最后我得到了美国经济学院访问学者的邀请。我在美领馆门前等签证的时候，一起排队的人都说，你的签证不会有问题，我好像也底气很足，没想到签证官说，我的那张IVP-66的表过时了，只要换张新表就签给我，可美国经济学院只剩下这最后一张表，且没有新表可换。美国学校的移民官都说，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但它偏偏落在我的身上，我进行了三年的出国努力都水付东流了。 当时，电大几乎只有我一个研究生，所以，我尽管在上课和写文章，但也缺乏进一步努力的动力，我也不知道下一步该朝哪个方向努力。这时，先后有两位博导对我发出了召唤，这才使我意识到考博士的重要性，并且下决心参加博士生的入学考试。当时，我的导师对我说，学生在找好老师，老师也在找好学生。我并没有意识到这话的意义，直到我自己当博导找学生的时候，我才领悟老师话的深刻。我曾经在面试我的博士研究生的时候，看中一位在“金融研究”上发表过一篇文章的学生，可惜他没有考上分数线。我的导师看中我的时候，我已经在“金融研究”上发表了5-6篇文章，难怪导师很把我当回事了。我也给老师争气，不仅在读书期间继续发表好些论文，而且毕业答辩得到了答辩委员会的很高评价，这个委员会对学生的要求之严格在上海学术界是非常出名的，他们的学生有8年才毕业的。所以我得到的评价弥足珍贵，而且我读书时摔折了腿，病假了半年，实际读书时间只有2.5年。 我在发表论文方面一直比较顺利，记得我第一次写文章，就不知天高地厚地投给了“金融研究”，这是我们这个专业最高级别的杂志。我的一位师兄说，你不认识人就贸然投稿，命中的可能不大，他说等退稿回来，他帮我在省市级的杂志上发表。我沮丧地把这件事丢到了脑后，没想到过了一个月，用稿通知来了，我的文章标题还用黑体字标出，一期杂志二十几篇文章中只有3-5篇文章才能得此殊荣。首战告捷，我的信心大增，以后我就不断地写文章，不断地向各类杂志投稿，几乎没有退稿的。我不知道第一位选中我文章的编辑是谁，但是，我由衷地感谢他，没有他第一次选中我的文章，我写文章的积极性肯定没有那么高，我的文章也不会发得那么多。因为，有太多的人多次投稿不顺，失去了信心，进而无法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如果他们能遇上一个好编辑，他们的人生道路也能改写，重写。所以不管那位编辑能否看到我现在这段文字，我都衷心地祝愿他，万事顺心，健康长寿。 1998年我在上海财经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我一如既往地在电大工作和学习，但是，我并不知道下一步的奋斗目标在哪里。这时有位朋友建议我到交通大学去工作，我也通过交大研究生院的考核，因为顾忌电大领导的不同意，我也就把这件事搁在一边。过了一年多，我的朋友旧话重提，我的脑袋也松动了许多，感谢电大领导的理解和支持，因为当时人才的流动还不像今天这样自由，如果电大领导坚持不放行，我要走也就没有那么容易。如果拖一拖的话，形势就会有很大的变化，现在交大已经把进人指标空出来，虚位以待海龟，我这个土鳖就没有那么容易进入。我在调入交大之前，已经参加了上海市教委的教授资格的答辩，到了交大以后三个月，教授资格证书下达，很快就当上了硕士和博士导师。 三、脚踏实地，奠定发展基础 83年我大学毕业就分配到电大，一直到现在，我也没有完全离开电大，我对自己的发展从来就没有具体的规划，但是，因为我一直比较务实，注重日常的积累，所以在机会来临的时候，能够比较方便地做出新的跳跃。 我对电大教学投入了很大的精力，这在提高电大教学质量的同时，也提高了自己的教学水平，为日后在交大的教学声誉奠定了基础。因为我主持的主要是“经济学”和 “货币银行学”等理论课，这类课程比较抽象难懂，要讲到学生愿意听和听得懂诚非易事，我在这条路上也走得相当坎坷。记得我有一次给直属班上“货币银行学”，上到后来这个班的学生越来越少，有一天到了6：45，一个学生也没有到，我想到了7：00没人来，我就打道回府。到了6：55终于来了一个人，他不是这个班的学生，而是别的学校来旁听的一位朋友。于是我对着他一个人一直上到9：15。对着一个学生上课，这肯定是种挫折，因为老师的信心和成就感与学生的数量成正比，如果因为只有一个学生而把这堂课放掉，那么挫折就可能变成失败，甚至可能在上课表述上“永劫不复”。但对着一个人将课上完，挫折就变成了际遇和锻炼，有过这样经历的人，不管面对怎样的班级和学生都能从容应对，应付裕如。这是我在电大教学中得到的最为宝贵的财富之一。 电大学生成人在职学习的特殊性，要求老师不仅自己要吃透、消化理论的精髓，并能从不同的角度对其做出解释，甚至还要分析出未必属于作者的原意，但是，在逻辑上没有破绽的新意来，就好像从“红楼梦”中读出阶级斗争和“吊膀子”来一样。此外，还要以明快幽默的语言，生动鲜活的案例调节课堂气氛，寓教于乐，帮助学生理解和接受。我在电大的教学过程中一直朝着这个目标努力，也确实收到了比较明显的效果，得到了学生普遍的认可。电大学生特定要求，使得我象绑着沙袋锻炼一样，去掉沙袋之后则能健步如飞，所以我能在交大取得了比电大更好的教学效果。 我在交大主要承担硕士生和MBA的教学，对MBA学生的教学，要比对本科生和硕士生更有难度，因为，他们有比较丰富的实践经验，不满足于纯理论的推导，希望得到经验实证，我不仅得到他们的肯定，更是获得领导的信任。有个国际班对美国老师授课有意见，领导把我调上去。才上了二次课，该班的同学发现美国老师已经让他们的成绩顺利过关，但是，他们还是坚持要我把课上完，这就多加了36节没有学分的课。如果教学内容和质量不够到位，谁也不会来上与学分毫无关系课。这次 “非典”加五一放假，学校允许我们放掉3次课，但是，同学们不同意，他们要求我的课一节不能少，于是，在这个特别高温的暑假，所有的班级都已经放假了，只有我这个班还补了整整两天的课。可以肯定地说，没有电大的教学经验，就无法取得在交大的教学效果，不管我毕业于什么名牌大学，取得怎样高的学位。 98 年上海电大得到国家教委的许可，在全国电大率先开出金融学专业开放式专升本教学，电大领导要我来主持这项工作。在我们金融外贸系同志的共同努力下，我们率先完成了所有教学课程的网上教学，并用多媒体手段配套，缩短了面授辅导的时间，使学生能够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自主的学习，基本实现了以教师为主向以学生为主的教学模式的转换。当时，我们的多媒体技术运用在上海处于比较领先的地位，所以，我们据以申报上海市教学模式改革的二等奖，没想到市教委批给我们的却是一等奖。我为这项教学模式改革所付出的努力得到了丰厚的回报。不仅因为我获得了宝钢奖和上海市先进教师的荣誉，更因为我在多媒体技术的运用方面有了非常大的长进。 在我开始从事远程教学工作时，我对多媒体技术知之甚少，也不会网上搜索操作，甚至没有时间和心思参加有关的学习和培训。记得我与当时的刘副校长还有过这样的讨论，他要我先学会使用电脑，我则要他先配电脑给我，最后还是电大先给我创造了条件，并将我推到了从事这项工作的风口浪尖，使得我在游泳中学会游泳，结果我比我的博士同学们更早地将计算机技术与博士论文的写作结合在一起。当我第一次将博士论文装载在3寸盘中的时候，我因为不再需要将厚厚的稿纸带来带去而充满着新鲜、好奇，甚至是自豪感。当我将许多网址作为参考书目时，我的同学还在怀疑这样做是否符合写论文的规范。至今我的多媒体技术运用还超过我的一些博士生，特别是在作图和PPT方面，他们认为在我这个年龄段上，能达到这个水平是不多的。确实，我也去听过一些老师的课，他们的PPT往往是助教做的，上课时还要助教在一边帮忙，我却完全由自己完成。正是因为计算机技术的帮助，我资料的收集更快，积累更丰富，搜索领域更广泛，教学效果的更好远远超出了视觉和眼球的意义。我在电大远程教学的过程中深切地体会到，我们发展了网络，网络也发展了我们，因为它把我们的思想触角延伸至未知的空间，并使我们能够根据需要，在某种程度上变动和弯曲已知的时空。 我在交大三年工作的收获也更加巨大，特别在科研方面，它甚至超过我在电大的十几年。在我给博士生开题答辩时，我不仅从学生那里获得专业思想的启迪，更是从其他博导那里感受他们学术的深厚、广博和功力的精湛。在我多次参加国际和国内学术会议也给了我极大的锻炼，使得我能够在这样大场合中，找到自信，学会潇洒应对。在我与国内外一流学者的切磋交流，同桌共饮的时候，我更加感受到眼界的开拓，学术思想的升华，所有这些都不是普通的院校所能够提供的，也决不是个人勤奋所能够收效的，没有在特别优越环境和氛围中的浸淫和历练就无法获得我现在得到的长进。 四、思考与感慨 从铁匠到博导，其间的距离甚至用光年来度量都是不够的，但是，我却跨越了。按照传统的宣传思路，这肯定是个人努力的结果，所谓天道酬勤，成功在于勤奋；或者是同志们的帮助，领导的培养，等等。当然，这样的分析都有道理，但是，其中另有一些不在上述讨论所能包括变量和力量的存在与作用。 连接铁匠到博导之间有许多因果链，其中任何一个环节的缺失都不足以完成这个角色的转化，个人的努力只是这因果链中的一节，甚至是最微不足道的一节。固然缺少这一节，这个角色的转换不会成功；可仅有这一节，而没有其他因果链的配套，它的存在也没有实际意义。这样的说法的大而言之，可以说没有恢复高考，没有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我无论怎样努力，都不会有读大学、读硕士和博士的机会，更不会有以后的发展。反过来，许多人都像我一样遭遇改革开放的大气候大环境，但是他们缺乏平时努力的积累，白白地错过了这个发展的良机。当然，即便是非常努力，甚至远远超过我的人，他们没有其他机缘和际遇的配套，也无法完成像我这样的角色转化。远的不说，我们当时就有位志存高远的工友，他的手不释卷已经到了常人无法企及的地步，一本“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差不多给他翻烂了，但是，在关键时刻没有人约他、督促他参加高考，他现在已经退休回家了。此外，如果没有博士导师对我发出召唤，我也可能停顿在硕士学历上蹉跎岁月，而不会寻求进一步的发展。我认识很多人，他们在本科和硕士学习期间都比我表现出色的多，因为没有人推动他们进一步发展，他们也就徘徊不前了。还有，如果没有那位老总推荐我去交大工作，我可能满足于在电大的发展，而不会成为名牌大学的博导。当然，没有“金融研究”的那位编辑，我发表的论文数量和质量肯定都达不到今天的水平，也没有机会进入交大。话又回过来说，如果我不是一直在认真努力，他们的召唤和推动对我就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甚至根本就不会来召唤和推动我。可见，个人努力只是成功的必要条件，却不是充分条件；努力不一定会成功，但不努力则一定不会成功，所以，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持非常积极努力的人生态度，但是，必须记住，即便获得了成功，也千万不要以为这是你自己的本事，而应该清楚地认识到这是命运特别的眷顾。 这里我还要非常感谢那些对我没有好感，甚至给我设置坎坎绊绊的人们，他们也对我的进步和发展起着不可替代和不可或缺的作用。因为朋友的帮助可以使我比较方便地实现自己期望的目标，如果我的目标是正确的，朋友帮助的意义就至关重要。如果我的目标有问题，朋友的帮助可能使我朝着不适当的方向走得太远，其效果往往是负面的。那些讨厌我的人在阻断我实现合理目标的同时，也阻断了我实现有问题的目标。当时谁也看不清目标的对错，所以我对阻断我实现期望目标的人心怀不满，今天回过来根据结果来判断，则不难发现讨厌我的人对我的帮助一点也不比朋友小。譬如，当年我也想当工宣队员，成为工农兵大学生、走仕途，做生意，还想实现许多等而下之的目标，都因为许多反对而多次功败垂成，如果当时成功了，我就会走上与今天截然不同的道路，而其他道路的价值远远不能与我今天走的道路相比，所以我真诚地感谢那些讨厌我的人们。因为冥冥中某种意志的实现需要通过左右两个方向的力量来实现，朋友和非朋友一起帮助和造就了我。只是当时我小子无知，少年孟浪，不理解上蒼的好意。 据说，有位女记者冒昧地问《时间简史》的作者斯蒂芬· 霍金，“卢珈雷病已经将你永远地固定在轮椅上，你不认为命运让你失去太多了吗？”霍金丝毫不以此话为忤，他的脸庞依然充满恬静的微笑，他用还能活动的手指，艰难地叩动着键盘，用计算机的合成音缓慢而又坚定地回答说：“我的手指还能活动，我的大脑还能思维，我有终生追求的理性，有我爱和爱我的亲人和朋友，对了，我还有一颗感恩的心……”。像霍金这样处于艰难困厄之中，不能说话，不能走路，全身只有一个手指还能动弹的人仍然对命运有一颗感恩的心，我们这些比他活得自在和潇洒得多的人，还有什么理由不怀着感激和敬畏的心情，享有命运给予的厚爱呢？！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小有成就忘乎所以，以为自己有多大的本事和能耐呢？！ 除了对命运怀有感激和敬畏的心情以外，我们还应该培养对所从事职业的感情，没有比变化马克思年轻时候的一段话更能表达我的意思了：只要我们培养起职业的感情，我们就不会为任何重负所压倒，因为我们为许多人做出贡献，这时我们感到的不是一点点可怜而又自私的欢乐，职业的成就属于许多人，我们的职业未必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1]。 写于2003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