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这是上海学生PISA夺冠后，我们不能忽视的一个数字。

 PISA将学生阅读素养分为7个精熟度等级，最高级为6级。OECD认为，达到6级的学生将来在知识社会可胜任领袖级任务，达到5级的学生被看作明日潜在的世界知识工人。上海学生中，有17％达到5级，但达到6级水平的仅占2.4％。这说明，我们的学生在具有创新和决策水平的阅读素养高阶段竞争力上，并没有很大的优势。

 这一现实，与上世纪英国首相撤切尔夫人的一句话，相互激荡。她说：“你们根本不用担心中国，因为中国在未来几十年，甚至一百年内，无法给世界提供任何新思想。”

        为什么?

        因为’没有精神的自由和表达的自由，就没有批判；没有批判，就没有创造。

       有国外学者发现，与欧洲和亚洲等国家相比，美国中小学生在参加数学、物理和其他科学或技术学科方面的国际测评时，成绩始终处于落后位置，然而，美国的创造活力却举世瞩目。尽管美国也招揽了不少其他国家最好的学生，但不可思议的是，原创性的和有价值的论文却多出自于美国学生之手。

       原因何在?就在于美国教育对“学生的异端思想生成和突破性方法路径”的宽容和鼓励。

       在西方历史上，有一幅著名的油画《雅典学派》。在画上，柏拉图和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边走边进行激烈的争论。他们的手势一上一下，表现了他们在思想上的原则性分歧。

       在我国历史上，也有许多“孔子讲学图”。在这些画上，孔子总是居于高台或中心位置，学生们则凝神静气，倾听着老师的点拨。

        看似同样的师生对话，却有着本质的不同。前者，师生之间是“我一你”的关系，后者却是“我一它”的关系。老师是把学生视为一个具有独立意识、能够自由表达的个人“你”，还是视做一个被简单对象化了的物件“它”?

        偏好后者，我们可以很好地维持秩序，但同时也瘫痪掉了那些对旧规则、老观点的质疑。选择前者，我们才能以包容心对待学生的异质思维，才能达致“真理的敞亮和思想本身的实现”。

        曾到一所小学采访，有位老师很有意思。为了鼓励学生自由表达，她有时会故意制造一些事件，鼓动学生去反对她。她对我说：“我尊重每个人表达的权利，哪怕是反对我的观点。”

从她的身上，我看到了一道明亮的光，正照进教育的现实，欣喜不已。  
 
        教育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去发现新的思维方法”

人本是能思考的，但若要独立思考、善于思考，则并不容易。

2010年，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教授安德烈·盖姆，因为得到了单层的石墨，也就是石墨烯，而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那是一种科学家曾经认为不会存在的二维物体，它不但是人们获得的最薄的物质，也是最坚固的物质。人们预计，石墨烯将来有可能应用在各种新鲜的电子设备上。

也许你们会想，盖姆教授得付出多大的努力、得使用多特别的仪器，才能让自己获得这一殊荣啊？

答案恰恰相反。

他用的是最便宜的工具——透明胶带。他用透明胶带粘在石墨的顶层，再撕下来。这样就会有碎片脱落，粘在胶带上。这时碎片仍然相对很厚，盖姆就对折胶带，再粘一次，得到更薄一些的碎片。重复这个过程10到20次，就得到了10层薄的石墨薄片。最后，在此基础上，他得到了石墨烯。

盖姆用透明胶带剥离石墨薄片的做法，被学术界命名为“透明胶带技术”。这样一个听上去不够“高科技”的技术，却帮助他获得了科学界曾经认为不可能得到的材料。

此前，一位中国人曾有机会分享盖姆的荣誉。他是盖姆新招的博士生，盖姆让他把一块石墨打磨出小薄片来，越薄越好。

这位中国博士生，用一台精密的打磨仪器工作了整整三个星期。然后，他拿着打磨出来的石墨薄片见盖姆。盖姆用显微镜观察了一下，这个薄片大约有10微米，也就意味着大约有1000层碳原子。

盖姆问他：“你还能弄得更薄一点吗？”

中国博士生回答说：“那样的话，我需要一块新的石墨。”

盖姆提供的石墨叫做“高定向热解石墨”，大约300美元一块。听他这么一说，盖姆的话就不那么中听了，他对中国博士生说，你不需要为了一个薄片而把整块石墨都用光啊。中国博士生则回敬道：“你这么聪明，那你自己干啊！”

博士生的话说到这个份上，盖姆作为导师别无选择，只好亲自上阵。

他没有在中国博士生面前丢脸。小小的透明胶带，就解决了中国博士生认为不可能解决的问题。

盖姆与中国博士生的差别在哪里？是知识的多寡吗？

恐怕不是。

      他们的差别，正在于各自思维方法的高下。

这位中国博士生，成长在处处有标准答案的教育系统之中。在这个教育系统中，学生学习的过程就像是一个“建超市”的过程。他们没有选择地把大大小小需要考试的东西搬进自己的“超市”。然后考试的时候对着一个“提货单”进行提取。学习好的学生，就是对存货进行细致存储，并在存储之前进行清晰分类的学生，这样，在提取的时候就比较方便，也容易取得很好的考试成绩。

然而，当遇到没有标准答案的新情况、新问题时，拥有“超市型”知识的学生便一筹莫展了。

真正的智慧，掌握在那些拥有自己“工具箱”的人手里，就如盖姆教授那样。他们有自己的方法体系，遇到问题，能够从不同的角度理解它，也能够创造性地解决它。

现在，我们的教育教学很强调学生的兴趣。以为只要调动了学生学习的兴趣，他们便可主动吸取知识，很多问题也能迎刃而解。但我更赞同爱因斯坦的观点。他认为，只有掌握了方法，才能感受到学习的乐趣，而不是相反。

思维方法，并不能直接传授，它只能让学生去感悟、去顿悟。

可我们的教育，恰恰把这个通过感悟、顿悟去形成自己思维方法的过程省略掉了。

曾经有旅美教师这样比较中美的基础教育：

“美国小学是知识的吝啬鬼，严格限制孩子得到知识的数量，一个月只允许孩子得到一个知识，孩子每得到一个知识都需要付出很多的汗水和辛苦；在这个过程中，动手、思考和感悟比知识本身更重要；孩子对知识总是有渴望的感觉。

“而中国的小学教育是一个贪婪鬼，把知识当成了免费的黄金珠宝。中国教育者不知道知识与智慧的关系，总是让孩子直接得到越来越多的知识。”

“美国教育一个月的知识量只相当于中国教育一天的知识量。相差29天，这29天就是感悟的时间。美国教育通过让孩子感悟比中国教育多产生了一个东西：智慧。美国学生比中国学生多产生了一个东西：创新能力。”

什么是“智慧”？其实就是一个人发现知识和运用知识的能力，是锤炼出来的能够以不变应万变的“工具箱”——思维方法或方法体系。拥有了它，我们就拥有了征服未知的工具。

方法的知识，对于个体来说，具有终极的和终身的意义。所以，法国哲学家笛卡尔才说：“最有价值的知识是关于方法的知识。”而美国教育学家克罗韦尔则指出：“教育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技术，不是资源，不是责任感，而是……去发现新的思维方法。”

面对这个挑战，我们准备好了吗？

一些先知先觉者开始行动起来。有的学校开设了思维方法课，如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还有的学校开设了儿童哲学课，如上海市杨浦区六一小学。

也许有人奇怪：哲学与思维何关？

在很多人看来，哲学是“无用之学”，因为它不能解决具体问题。但它思考问题的路子，却可启迪智慧，帮助人们养成独到的思维方法。因此，哲学才会又被视为“大用之学”。

曾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日本科学家汤川秀树，坦率地把自己的物理学成就归功于中国道家哲学。他在幼时背诵《庄子》，书中的“攸”、“忽”、“混沌”等概念激发出了他的“介子”理论构想。

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晚年提出了大成教育构想。在这个构想中，所有知识分成了11个门类，如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数学科学、系统科学等，而与这11大科学技术部门相对应的，是自然辩证法、唯物史观、数学哲学、系统论、认识论等哲学门类。

他说：“连思维都不科学，哪还有什么科学？”

如今，我们不重视哲学教育已是大错特错，而把许多哲学范围的知识，当作思想政治课的内容更是错上加错。

       钱学森的话，实在是一声响亮的警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