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陀山法雨寺化闻方丈北上京城请《大藏经》。印光法师为了帮助化闻方丈料理《藏经》，于1893年，欣然离开他原来住锡的北京圆广寺，与化闻文丈一起南下。 　　法雨启化（住锡法雨寺37年） 　　印光法师（33岁）来到法雨寺，安单于藏经楼，专心念佛、阅藏。寺内僧众，见法师励志精修，都很钦佩他。 　　1897年，法师为了求精进，苦修，便于珠宝殿闭关（两期共6年），通过这两期闭关，所做的苦行更深，其收获更大，从而达到“学”、“行”倍进的目的。出关后，他仍然住在藏经楼，默默无声，埋头钻研佛教义理，造诣很深。他深居简出，韬光隐迹，终清一世，不与别人往来，亦不愿意让别人知道他的名字。然而鼓在宫内，其声音闻于外面。德厚流光，终不可掩。 　　1912年，上海高鹤年居士引荐印公著述文稿数篇，刊登在上海《佛学丛报》，署名常惭，其文字般若，引起广大读者的感叹。 　　1917年，又有天津刻经处徐蔚如居士出资，将法师信稿数篇编为《印光法师信稿》印行，深受欢迎。 　　1918年，徐居士又得法师文稿20余篇印于北京，题为《印光法师文钞》，梁启超撰弁言。 　　1920年，徐居士又搜集法师文稿数十篇，合订二册，铅印于商务印书馆，木刻于扬州藏经院。 　　1922年至1926年间，遂次增广，后来重新排印于中华书局，题目《增广印光法师文钞》共四册（其中为普陀山各寺院所作的记、序、疏等，就有30多篇）。 　　由于读了印公文章之缘起，而羡慕印公的道德，渴望拜访印公之善男信女，日益增多，或跋山涉水，或请求皈依，书来信往，乞赐法名，皈依印公座下的人，实在很多。接受印公依教奉行，持斋，念佛，精修净业，而往生西方净土之士，亦难以枚举。印公给全国各地居士写信，以书信的形式，进行教诲，最为突出。例如他给福建福鼎县皈依弟子高邵麟就写了许多信，仅编在《文钞》中，就有四封长书。 　　上海有位老陈，听人说到普陀山梵音洞看前世，他也跟随着一道去看，旁人看到的都是不同的佛菩萨，唯有他一人看见一头黄牛在洞内很痛苦的样子。他惶惶不安，带着这个疑问去请教印公，告诉印公：“在洞内看见一头牛，难道我的前世是一头牛吗？” 　　印公仔细端详了老陈一阵之后，轻声说道：“这不是你的前世，而是你的来生，恐怕你死后要做这只牛。你杀过牛没有？如果杀过牛，那是因果难逃的。”老陈一听说他死后变牛，吓得浑身冷汗直流，据实向印公说，他平日以宰牛为业。印公对老陈说：“你在佛前，发露忏悔，发愿今后不再杀生，痛改前非，努力为善，以赎前愆。” 　　老陈听从印公的教导，在佛前求忏悔，从此以后，放下屠刀，不再经营杀业，开始信奉佛教，皈依佛门，成为虔诚的佛教徒了。 　　即使是监狱内的罪犯，印公也以无缘之慈悲，化及囹圄。1923年，浙江定海县陶在东县长延请印公于监狱内弘宣佛法，宣讲安士全书，关于因果报应，净士法门要旨，狱囚亦多感化。而狱官监犯，因之改过迁善，归心佛法，吃素念佛者，亦大有其人。 　　印公俭以自奉，厚以待人。食唯充饥，衣取御寒。他不仅生活俭朴，又宿誓不作寺主。客居法雨寺，晦迹精修，绝少他往，不讲名，不讲利，不喜欢眷属，不收出家徒弟。 　　1922年陶在东县长，请印公修《普陀志》，印公允其请，编篡《普陀洛迦新志》；后来又修订五台、峨眉、九华等三山寺；继之，又重刊《十要》增编《五经》。 　　从1923年以后，印公因为印经、流通佛书，倡导念佛法门，经常从普陀往来于上海，都是暂住在上海太平寺（上海太平寺是普陀山三圣堂的下院）。1930年2月，印公正式从普陀山法雨寺迁锡苏州报国寺（住锡法雨寺37年）。

顶礼印光大师。南无阿弥陀佛。